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劝降下，国民党副总裁、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然叛国投敌，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活动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使处于危机中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及其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军事上，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上提出，将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用在前线，三分之一配备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调往后方整训，蒋介石甚至提出宁可减少正面部队，也要在后方保留足够的预备队。从此，蒋介石对日作战的主动性积极性显著减弱了，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消极被动，竭力保存实力，避战、观战，致使国民政府军队腐败之风蔓延，战斗力大大削弱。在政治上，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此，反共摩擦愈演愈烈。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至出现了震惊中外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在外交上，国民党蒋介石先后指定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以及孔祥熙和宋子良等秘密同日本进行阴谋妥协的活动。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一些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切进步势力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最终迫使蒋介石没有在反共反人民道路上走得太远。他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虽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但他一再声言“坚持抗战到底”决心不变。他说：“吾人遵奉总理遗教，熟察国际趋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既已确乎不可移易；当此神圣之牺牲已发挥无上光明之今日，尤望全国军民，益振其奋斗之精神，勇猛前进，以争取抗战之胜利。”（17）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又说：“自‘九·一八’以来，我们的一贯国策，是建立在下列几个原则之上的：（一）抵抗日本侵略，以保障我国主权与领土行政的完整；（二）遵守国际公约……以与世界爱好正义和平之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三）拒绝参加防共协定；（四）外交有自立自主，完全以本国立场与抗战利益为提前。”（18）
正面战场至豫湘桂战役之前的作战。虽有后退，但总体上看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军的有限进攻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间先后进行了18次较大的战役，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战场，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战线相对稳定，牵制了一部分日军，客观上对解放区的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当然，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已远不如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那一时期那么努力了，这除了他主观上由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有意保存实力外，客观上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方面由于抗日战场的扩大，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此时向正面战场发动的战役都是有限的，不过是为了确保已占领的某些据点或为了封锁我对外交通所作的“相机进取”，并非真正的战略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经历第一期抗战之后，受到了巨大的消耗，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作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同时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对抗战作了新的部署，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牵制、消耗敌人的力量，达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待国内、国外条件具备后实施战略反攻。
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结束。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独裁统治和反人民反民主的立场，但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毕竟没有发动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种“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一直没有分裂；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虽然曾一度失去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并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某些妥协退让，但他始终没有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便各日本帝国主义又打又拉，企图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各个击破的阴谋破产。这些不能不说是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能够取得胜利而作出的有益贡献。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用于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态度，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是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危险。”（19）
注释：
① （19）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P192-19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②蒋介石在外交部长顾维钧任职典礼上的讲话（1931年11月30）。
③《革命文献》P72，P250。
④蒋介石对张群的指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台北版（三）P680。
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先总统蒋公思想论总集》，台北版第14卷，P381。
⑥ （11）《蒋总统集》P283，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7月版。
⑦⑧蒋介石致宋哲元、孙连仲、高桂滋函电（1937年7月8日9日）。
⑨⑩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讲演，《总裁言论》（四）。
（12）（1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P1037。
（13）《朱德选集》P137。
（15）（16）参见（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
（17）蒋介石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所作《敌国必败及我们必胜》报告。
（18）《议长蒋中正开幕词，《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P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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