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运动时，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生在其停课宣言中指出：“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金额十之九，而工部局董事反不得参加；公园及其他娱乐场所，华人不能入内；租界经费用于华人者，仅有两三所之小学校，此小学校之经费，工部局所用于公园音乐队之经费反超过之。吾人可见西人动言华人排外，而实际上西人之排华，不但在其本国，即在吾国，已可见之。”（11）
1919年，有位署名纳税华人者致函《字林西报》，揭露租界当局严重歧视华人。函称：“工部局于音乐一项，每年费银五万两，试问有一华人得许入听著名之音乐否乎？如谓华人不当听外人音乐，则何以不单组织中国音乐队加惠华人乎？”“虹口公园、极斯非尔路公园（今中山公园）、黄浦滩公园、汇山公园、以及跑马场，除领带西孩之阿妈与在工作之苦力外，试问有一华人得许游赏其中否乎？然外人游乐地之购置费与维持费，华人付百分之七十也。工部局一游泳场，其建筑、维持费内有百分之七十是华人捐款，仅供外人享用，何以不设一游泳场以供华人之用乎？公道云乎哉，租界为外人而设固不待辩，但若曰尔华人如以待遇不公，尽可离开租界，则直瞎说耳。须知华人在此有财政之关系已五十年，苟无华人，则租界今犹为荒烟蔓草之泥潭。”（12）可见，租界当局当时禁止华人入内的公共场所是比比皆是；而租界华人对这一情况则是积愤难平！
徐国桢在其编著的《上海生活》一书中，更一针见血的指出，“上海租界中洋人的气焰更盛烈于其他各地租界。”上海，“直接伏处在洋人势力之下，往往在一个极普通的去处，可以使你感觉到一种不安。它深切地告诉我们，国，是不可不爱的。”（13）
若仔细地体味、分析一下这些史料，我们怎能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呢？
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核心问题，是租界当局拒绝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而这一个不公正的问题在上海租界史上存在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有大量的史料记载可寻。
外滩公园，是上海租界当局开办的第一个公园，从它1868年建成起，租界当局就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禁止中国人入内，由此也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有关这类史料记载，只要稍一翻检，即可寻得。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工部局有许多难以应付之问题，其最著者，一为华人参与市政，一为容许华人入各公园。”“且近一二年来，常有许多公正之人莅沪观察，彼等继在国内各界自由表示意见，而尤注重公园问题。”（14）可见，二十年代这一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
大革命、北伐战争，进一步推动上海市民强烈要求开放租界经办的公园，并使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日益成熟。1928年5月17日，工部局被迫发出第3723号公告，宣布昆山公园专作儿单公园之用，其余虹口、极斯非尔、动物园及外滩公园等，均自是年6月1日起对华人开放，买票入园。同时，上述诸公园的规章也作了相应的修改。法租界的法国公园，新章起草工作也于是年6月18日完竣，按照新章，华人可以购票入园，狗却不得入内。
面对这样一个上海史上具有一定影响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怎能拒大量史料而不见，说什么是“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
五、还有一件趣闻，也可用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根据。那是华侨实业家胡文虎先生，于1930年，“曾在新加坡之巴丝巴让地方，独资辟一规模极大之游泳场，场内附设篮排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共费二十余万元。场口挂有‘仅许华人入内游泳’之牌示。此与昔年上海外滩公园之‘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之牌示，反映成趣。国人见之，莫不称快。”（15）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决非缺乏根据，而是早为国人共知的历史事实。
（三）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说明了什么？这是我们分析、探讨这一问题的又一焦点。
有人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反映了中西文化观的差异。因为西方人说到狗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相反，视狗为一种庞物。这种说法的确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当中国人为此表示出强烈满的时候，特别是中国人要求租界公园对华人开放的时候，而“工部局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公共）花园的权利。”（16）这就不是一种文化观的差异，而是一种明显的权利的不平等。
有人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那是说明了政治活动家对此进行宣传、鼓动引起的社会效应。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孙中山、蔡和森、郭沫若、方志敏等，都抓住这个问题进行过宣传、鼓动。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本身不具有爱国情感的激发力，仅凭宣传鼓动，是难以引起共鸣的，更不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
也有人说，租界公园是外国人租用的土地，又是由外国人经营的，他有权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这种观点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首先，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就是租界中外国人租用的土地，有些道契中也明白写着，这些土地的使用不得有损于中国人的利益；更何况租界公园的经费是百分之七十来源于租界中的华人纳税。这怎能使外人有规定禁止华人进入租界公园的特权！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它所说明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的前人不仅亲自经历，而且都有亲身的体会：“公共租界之公共场所，由于市政捐所建设，而华人所纳市政捐，占额最多，华人岂反无享受此项场所之权利。况在中国领土内之公园等公共场所，只有华人不得入内，其待遇之不平等，更为各文明国所无！”（17）正由于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才具有一定的内在的政治爆炸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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