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句，旧注虽知“鲜卑”为带钩，由于未能验诸实物，每语意笼统不清。先生以郑州战国墓中出土的带钩实物为例，详细指明带钩各部位的名称，最后指出，此句“是以带钩之形制比拟女人之腰颈。‘小腰’指带钩身部中间言之，‘秀颈’指带钩左端弯曲处言之”。
这样交验互证地校订古代曲籍，不仅文义较旧注通达，细微而准确，令人信服，而且开创了整理古代典籍的新路，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称赞。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认为先生这种整理、校订古籍的方法有“筚路篮篓，以启山林”之功，为训诂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并推崇先生为“新证派”的代表。
三、在利用甲骨金文研究商周历史方面的贡献
先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及古代典籍，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志等，来研究、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及有关制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先生研究古文字与古代典籍，并非仅仅是为了解决其中的疑难问题，而是要透过这些材料来探讨当时的历史面貌。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先生曾明确阐述了“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的观点，并就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先生说：
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在本书中，我利用甲骨文字的构形和甲骨文的记事，对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践踏和刑杀，在这里有必要概括地阐述这一问题。
紧接着，先生通过列举甲骨文中有关“人身的蹂躏”、“捆缚”、“械具和囹圄”、“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剖腹刳肠的“与乇”为例，说明商代统治阶级践踏和刑杀人民的残酷性，进而指出文献中所载关于商王统治时期的所谓“修正刑德，天下咸欢”（《史记·殷本纪》）多为颂扬粉饰之词。
先生所发表的单篇论文，也多具这个特点，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通过对古文字的考释来研究商周历史。如《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略论图腾与宗教的起源和夏商图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的谷类作物》、《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关于商周时代对于“禾”、“积”或土地有限度的赏赐》、《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岁、时起源初考》、《“皇帝”称号由来和“秦始皇”的正始称号》等，就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古代的图腾制度、商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及阶级斗争、农业生产、土地制度、驿传交通等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见解，“做了创造性的探索”（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如通过辨析甲骨文中的黍、稷、菽、麦、稻等，证明我国商代已经具备了后世所习称的“五谷”。据典籍，垦田始见于《国语·周语》。先生通过对甲骨文坚字的考释，认为圣田即垦田，说明商代武丁时已有农田垦殖。先生根据甲骨文、金文及文物考古资料等与古籍记载相互印证，说明殷代不仅有了车马、步辇和舟等交通工具，而且也盛行单骑与骑射；先生又根据甲骨文与字的形义演变及“入”、“往”、“来归”等辞例，以金文及传记资料为佐证，将过去多认为“驲传”起源于春秋的时间推前至殷代。等等这些，虽不能都视为定论，但先生是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探索商周历史及其有关制度。
关于古文字资料在研究古代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先生也一向认为（见《甲骨文字释林·序》）：
我过去一再强调要以地下发掘的文字资料为主，以古典文献为辅。象甲骨文这种保存在地下的文字材料，是三千多年来原封不动的。而古典文献则有许多人为的演绎说法和辗转传讹之处。……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用古典文献来补充地下发掘的文字资料的不足，特别还需要用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来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把这几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交验互证，才能使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及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体现了他一向主张的这种思想。先生“通过古文字考释研究商史，为恢复我国古代社会面貌做出了贡献”（王宇信《甲骨学通论》）。
四 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
先生对学术事业的另一贡献是教书育人。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除从事研究和著述外，就是培养人才。
先生培养学生，认真负责，方法得当，效果好。归纳起来，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教导学生熟读原始材料，掌握好学习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学甲骨文时，就以《甲骨文合集》为课本；学金文，就以《殷文存》、《续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等为课本，叫学生老老实实地一片片、一篇篇阅读，有疑问者，研究生先行讨论，实在不明者，由先生答疑。学习中要学生随时记下重要材料及心得。对前人的解释，先生教导学生不要一味盲从“大家”或“权威”，要以怀疑的态度去思考每一问题，进而才能发现问题，久而久之，积少成多，自然会有不少收获。
二是教导学生治学要勤奋，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先生做学问一向是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到晚年每天都是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从事著述，因此以“夙兴叟”名号。先生经常用美国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来告诫、勉励学生。先生常说，“念兹在兹，食兹在兹。做学问贵有恒，功到自然成”，“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这些风趣而带有哲理性的教导，至今还在先生的学生中广为流传。先生在生命的垂危之际，于病床上还用手指比画字形以教导学生，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是强调学生做学问要严谨，要知道“阙疑”。先生做学问以严谨著称，对乾嘉学者中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治学严谨、无证不信的精神倍加推崇。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字释林》时，对早期研究中误释或有疑问者“大加删订”，几乎删去一半，意在“宁缺毋滥”。先生常说，做文章要“流于既溢之外”（苏东坡语），论证一个问题要“严丝合缝”，文章要短小精练，少说废话。
先生不仅对他的研究生是如此，凡是登门或书信求教者，都一视同仁，耐心指教。1975--1978年间，先生对浙江的一位下乡插队但热爱甲骨文的青年，为鼓励他学习，帮助他寻找学习的机会，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短期内竟回复书信达17封之多（见《于省吾先生书简》），可见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和爱护之情。
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此文记述的仅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明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先师思泊先生的怀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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