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丹:“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21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 马丹丹 参加讨论
(一)左米亚的词源辨析 2002年，荷兰地理学家申德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左米亚的概念，2007年对左米亚的地理范围又进行了扩展，之后将他的地理思考纳入到历史框架与宽泛地理的结合，关注历史和社会的面向。[10]在2002年文章中，左米亚是他用来突破传统的区域研究、探索新的地理空间的方法论的有力证明，试图说明左米亚地带是二战后在“地理尺度”概念下发展的精确地理划界“看不见”的边缘。[11](P.647-668)换言之区域研究在二战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有关左米亚的学术合法性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其地理认知也是大大地滞后。左米亚在地理空间上是遥远的边陲地带，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心腹地的边界之外，在地理知识上又近乎区域专家认知的盲点(地理知识的无知)。申德尔把空间理解为地理空间、象征空间和行政空间的叠加，这一空间分类在边陲(borderland)的认知上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左米亚跳出了地理隐喻与国家管理所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外，因而造成的知识状况是无名的(nameless)、无人问津的(no one concern)非国家空间(nonstate space)。在该文中，申德尔引用了斯科特的地理制图当中“看不见”背后的权力的赋权和剥夺权力的作用，还引用了斯科特2000年的会议论文《文明为何难上山》中的“山地是非国家空间”、“围绕分散了诸多部落和本土人民概念的分散斗争”的观点。④斯科特对申德尔的启发是间接的。⑤申德尔给这个无名地带取名为左米亚(Zomia)，Zomi是部分山地人民的自称(藏缅语系)，申德尔在其后加了a，作为空间的概念，并且是一个世界区域。[12](p.6)它具备“分享的观念、相关的生活方式、存在已久的文化纽带”，包括语言相近性、宗教共性、文化特质、古老的贸易网络、生态条件。左米亚具有模糊性和边缘性，在今日的首要政治特色是它是山地环绕、国境之间有敌对关系的10个国家的边缘。由于三个障碍：政治的模糊性、主权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及边缘的地理位置缺乏殖民专家和区域专家的支持，造成研究zomia的zomianists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位置、与地域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他将zomia研究的缺失称为“数代人的裂口”(generational chasm)。Zomia的研究缺失不仅仅是地理位置，而且由于知识建构的作用，左米亚被涌现出来的南亚、东亚、中亚和东南亚区域研究专家在外围环绕。东南亚研究对山地人民的漠视也是由于人类学的理论化趋势使然，这一理论化趋势是将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和农民看作是政治和经济的主角。在该文后半部分，申德尔提出跨越区域边界、战胜边界、建立区域间连接的视野和方法，也就是“跳过尺度”的策略，他将其归结为“边陲”与“流动”，关注空间、距离和社会流动，从而进入“边陲环境”。他提出三种方法：(1)建构横切空间。(2)关注空间构形之外连续的物质空间。(3)关注流动形成的空间构形，虽然这一流动影响短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通过充分认识边陲与流动的交互作用，从而确认区别于地理尺度的新的概念：“在制作中的地理进程”，它包含了国家的管理实践因素，从而帮助研究者实现尺度的跳跃。 7年之后，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中，尤其集中于从西藏到东南亚大陆向南和向东南延伸的部分亚洲山地，将该区域称为左米亚，较之申德尔的左米亚定义的地理范围发生缩小——从10个国家降到5个国家。他认为高地人口是从围绕他们的低地国家逃离而来的，他将这种逃离解读为对统治和“被统治”意图的拒绝。对于申德尔而言，左米亚从边界模糊意义而言是空隙地带、(族群、语言、文化)杂交空间，对于斯科特而言，左米亚演变为庇护地带、散居地带。对于申德尔而言，边界之间的流动是人群、物品和观念的流动，这些边界之间的流动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动因，其中包括小撮军队、游击队、非法毒品走私(例如海洛因)、劳工移民以及难民避难，其中贩毒、走私等商品流动多是“地下经济”，“非国家经济行动者积极地参与到鼓励或者阻碍物品和人群跨越国家的流动政治中”。[11](P.663)申德尔认为，社会流动的政治、国家对边境移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实践共同形成了“非国家”空间。申德尔所描述的左米亚充斥的如此复杂的跨境流动经过斯科特的意识形态提纯之后演变为逃避国家的逃跑行为，其动机与追求平等和自由强烈地联系起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避难仅仅是申德尔所言的流动的一部分，相对于叛乱、战争和走私而言，甚至是一小部分，在斯科特那里奇迹般地演变为数个世纪以来、1945年之前的一部逃离低地国家、逃离文明的山民野蛮史这一恢宏巨著。申德尔强调左米亚“溢出边界之外”的边缘性和模糊性，斯科特则论述左米亚向山地高处延伸具有的逃避战略意义：海拔300米以上，在掠夺性国家的人口控制、征税、稻田作物等掠夺政策控制之外，被国家称之为“财政不毛之地”，为国家所厌恶。 斯科特这一做法激起了Zomia的诸多争议。历史学家Victor Lieberman指出，山民的社团生活冲突与暴力不断，族群成员并非如斯科特所言的如此平等。[13]对斯科特的论述采取左米亚地带的考证方法，指出该书诸多细节错误，Nicolas Delalande认为拘泥于细节错误的批评会让斯科特的左米亚研究流失它的思想启蒙价值，基于此，他提出两个总体批评：(1)斯科特将影响山地人民生活的其他动力机制最小化，而夸大逃避土地、逃避农业的决定性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泛政治化：无处不是政治。(2)斯科特对主权的思考并未多大进展，尤其是近期的主权突变和去边界化机制，反而呈现出刻板一块、不变的反历史倾向。[14]Lynn T.White III与Jan-e Alam认为，并非所有的无国家社会都源于斯科特所强调的因素。很多文化、经济和政治模式是源于崎岖的地形，而非人们逃离国家压迫的动机。其次，山地集中了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小撮军队的冲突，其镇压的程度比正规军队或警察还要严酷。更重要的是，很多山地人民并非斯科特所写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他们采取“分而不治”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5]Shane J.Barter认为，在斯科特的努力下，由于分享了文化纽带，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缘，左米亚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左米亚既非‘自然性区域’，也非‘区域性自然'”。[16]Benjamin Powell认为，斯科特并没有论述生活在左米亚的社群内部的习俗性合法制度是什么，如何评估山地人民的生活质量，无国家社会依赖“自我管理”提供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保障如何得到确切的衡量，斯科特对治理保障和治理效果均没有论证，将社会组织仅仅简化为无首领的移动的“水母”社会。[17]Laura Nadar论述了利奇对于左米亚研究的先驱性贡献。利奇贬损了部落研究，部落或部落性这一术语现在很少使用。他探讨了殖民地管理者介入“去部落化”、将部落引入发展轨道时产生的部族特性固化的问题，发现并不存在部落边界。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利奇深入探讨了科钦社会的生态背景以及掸邦和科钦的不固定分类，变化包括科钦地域因为生态差异，文化上也是不统一的，相对而言，仪式上要更加统一。他们并非一个平衡社会，也并非代表任何“部落性”实体的特征。[18]斯科特借用了利奇的科钦社会在贡萨与贡老之间发生的钟摆式摇摆，借此说明左米亚山地人民运用弹性的身份认同，甚至假扮贡赋制国家的等级制度，以盛宴迷惑统治者，来保存自身的平权理想。因而这是“根本立场的选择”。[8](P.340)Jean Michaud尖锐地指出，利奇自己认为科钦人知道他们在和掸邦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做什么，但是利奇并没有认为：他们总体在拒绝掸邦更加复杂的方式，科钦人仅仅是策略性地接受了它们。相反，斯科特则“硬要”把科钦案例纳入到宁愿逃避国家、宁愿选择趋向平等的社会组织、为了流动的利益而脱掉社会结构的复杂外套。因而利奇与斯科特的族群政治研究差异也就显现出来。Jean Michaud针对斯科特论述的“主动放弃书写、抛弃历史、维系口头传统”这一点，运用他的跨境苗族的民族志经验，对斯科特的主观选择与文化功能视角集中批评，充分展开文化内生的复杂性论述。他尖锐地指出，斯科特并没有把逃避政治的文化宣言进行到底，他以逃避空间“越来越少”“山地少数民族逐渐被低地人口湮没”结束了左米亚的文化政治。[19]但是山地人群依旧在绵延、“生长于斯”的环境随着社会流动不断发生变化，逃避政治的文化功能价值并不在于生活于左米亚区域积淀的实践策略，相反，而是族群即使遭遇离散、接受文明化，在全球化流动中依然坚持左米亚文化选择，亦不受地域影响。[12]从Jean Michaud的论述来看，左米亚的当代命运再一次从斯科特的历史叙事中凸显出来，将申德尔所言的边陲与流动构成的左米亚现实带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紧迫议题。 在接受Clive Gabay的访谈中，斯科特充分表达了他对于本土化交流扩张为普适化话语的趋势，在霸权的支持下，在政府治理的模块化和标准化推行下大行其道(1989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模块)，渗透到日常生活创造出来的某种“本土化效应”(vernacular effect)，对地方性知识的铲除和阻碍。从他对方言和地方性知识以及实践性智慧的一贯关注，透露出他对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现代性国家工程、以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组织的深切批判。这一“国家的视角”的剖析与抵抗统治的艺术(通常是发展的受害者：农民)以及逃避统治的左米亚土地(被低地国家厌恶的山民)形成了深刻的联系。笔者并不认为他对国家治理、主权国家的认识是铁板一块的。面对他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和价值如此之多的争议，斯科特表示，“一旦你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有了它自身的生涯。我发现我自己总是置身于人们把我和他们的胸襟牵连到一起的、但是从来不是我期待或者希望的——奇怪处境。换言之，他们的胸怀，从来不是我渴求的”。[20]看来，对尹绍亭与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比较也未能“不落窠臼”，但是对笔者而言，刀耕火种比较研究的价值在于激发尹绍亭数十年发掘的刀耕火种的中国西南经验与左米亚这一越来越引起跨学科国际关注的世界区域的接轨，以一位中国人类学家为例，从而具体地落实中国人类学为世界人类学做贡献的学术坐标的确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