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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丹:“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6)


    (二)刀耕火种的分野
    申德尔的左米亚概念完全缺失了刀耕火种这一农业经济在山地的普遍应用,就农业基础而言,斯科特与尹绍亭则充分拓展了居住在左米亚的山民依赖刀耕火种来维系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丰富农业经验。斯科特更是将刀耕火种与生态因素结合起来,称之为“摩擦地势”(friction of terrain)。
    尹绍亭研究的刀耕火种游耕地域在中国西南及相邻的南亚、东南亚山地。斯科特将其扩展成包括中国西南、东南亚和部分南亚的左米亚山地。两人的研究地域大致重合。斯科特将左米亚定义为“重叠、模糊没有主权的地带”。[8](p.350)斯科特刻意彰显刀耕火种的游耕因素,以拓展山地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及其与国家文明的对话和对抗性。他称左米亚是容纳混合人群多元文化的避难所,是“水稻大国的阴影社会和镜中影像”。[8](P.191)尹绍亭和斯科特均指出,轮歇对耕作者回报更高。尹绍亭反复举例论证:“懒活地”相比于精耕细作的集约农耕,用工是其一半而产量更高。[4](P.80)斯科特解释轮歇:从“可获生产总值”的角度看,轮歇对耕种者有好处,但对国家没好处,因为“这种形式的财富国家无法征用”。[8](P.88)斯科特不同于尹绍亭之处,是他没有特别强调刀耕火种的气候条件:如亚热带干湿分明的两季。他更感兴趣的是何处更有利于逃逸隐匿:有着山林灌木及沼泽防卫的山地、芦苇荡和难于辨认的水道,才是叛军和革命军的藏身之所。这里地形复杂,政府对此高度警戒。尹绍亭和斯科特均指出封闭是刀耕火种的条件之一。尹绍亭解释封闭就是:(1)地形险峻;(2)交通梗阻;(3)瘴疠盛行。瘴疠是热带亚热带流行病的泛称,也是刀耕火种人口长期不能大幅增长的制约因素,客观上能平衡人地关系。⑥斯科特则将山地障碍看成天然屏障,复杂地形能阻碍统治者,使权力中止于山前。他曾用颜料盒来比喻山地何以能阻碍“红墨水”代表的权力扩张:颜料盒倾斜时,山地等高线就是红墨水的障碍;山头越高红色越淡。最终留下的空白就是山民维系“自治”的空间。这两种解释,代表着来自不同社会母体学者的不同问题意识。
    两人的不同在游耕与定居的价值判断上也有体现。斯科特往往用尹绍亭的观点和材料支持自家论点。⑦但尹绍亭期许的游耕价值往往基于山地民族口吻而有不适之感甚至不祥之兆,包括不时流露出“被迫迁徙、越搬越穷”的说法。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人心思定”就是他的渴求。[21]尹绍亭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气认知、宗教仪式和生产活动组织方式。刀耕火种也有自身循环周期和规律、秩序及理性。它们共同构成一种稳固的社会结构和实践惯习,刀耕火种因而限于特定的时空范畴。游耕虽然伴随着更频繁的迁徙,但节气、仪式和实践惯习的结构性始终如影随形。斯科特的左米亚书写则与此不同:他太关注逃避的行为、食物惯习和生态特性,对于年度、日历、节气及农事活动的关联变换则基本无感。⑨他定义的“左米亚”逃逸空间失之宽泛且夸大了游耕比重,进而将刀耕火种的生态智慧上升成逃避集权统治的政治哲学而溢美偏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