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丹:“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14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 马丹丹 参加讨论
5.社会重组。斯科特把社会重组看成逃避策略之一。盖尔纳曾有“为了不被统治而分散”之说，意指山地民族没有头领和组织，或者为应付统治者而虚设“假头领”。迁徙的山民多为原有社会组织碎片：数个家庭形成聚落而无首领。此后年龄就是首领遴选标准。长老就是氏族首领。土地为氏族所有，家庭私地少见，财产相对平均。猎肉迅速分食，既为保鲜也为防止剩余产品积累。尹绍亭解释新寨从母寨分出是为缓解人口压力、资源紧张。斯科特的解释却是用分散来抵御组织并防止等级产生，保持各家平等独立。他把这种分化比喻为“水母”社会。这些魔术般漂移不定并随时裂变的“水母”分子能让统治者不得要领。“与英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沙皇对群龙无首的部落也是深恶痛绝”。[8](P.344)斯科特将克钦案例扩大应用到傈僳族等活跃在东南亚的“无国家”社会。 6.拒绝或放弃书写文字而依赖口传史。山地民族传说多有祖先丢失文字的叙事。斯科特循此追问山民文字何以丢失。他在缅甸帕欧寨聆听了一位老人吴昂达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吟唱，发现只有口述传统才能“左右逢源”：不仅可短可长，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根据当事人的需求，灵活调整叙事情节，即根据当前的意义需求来叙述过去。它灵活地运用选择和遗忘策略来编织上溯久远亲属的谱系图，论证跟当前周边结盟互动的正当性。斯科特强调口述史与文字史的差别就是粗放游耕与集约/灌溉农耕的差别。口述史用过去作为现实注脚。那成文史又何尝不是？“谱系和历史越短，他们必须解释的内容就越少，越可以即兴发挥”。[8](P.290)他把口述史看成游耕者为适应迁徙和环境变化服务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对于适应突然变化的处境有其优势，傈僳人因而总能面对现实“轻装上阵”。尹绍亭也注意到刀耕火种民族礼仪承载的口述传统不仅丰富，而且在吟唱时具有实用功能，包括凝聚认同、传承文化、安排农事、教化晚辈，同时还有如泣如诉的亲情和爱情的表达。农耕礼仪传达的历史循环，正是山地民族年复一年的生活体验。它浓缩着山民感受自然、感受世事变化的细腻情感与生活体验。 7.生态区位意识。斯科特用生态区位概念来体现民族与生态环境的粘连关系：特定群体居于特定生态区位，为捍卫领地而形成跟其他民族有别的文化认同。他采用巴特(F.Barth)的族群理论：认为族群认同是资源竞争工具，具有情境变动性。换言之，生态区位的社会权益限定着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含义阐释。山地民族的流动离不开族群文化认同：各民族只有宣称互有文化差别，才能尊重和共享文化多样性。斯科特用“权力场域的曼陀罗(坛城)”来解释民族认同流变性：传统王国核心区外围总有双重和多重主权存在。“中间圈”民族因而要采取双重或多重效忠策略。他们要掌握多种语言，要能自如转换政治身份灵活应变，才能确保资源获取的优势地位。边境流动和语言杂糅的经验，使山地民族比河谷平原民族更趋近世界主义，“山地文化变得更富有世界性”。斯科特一面从文明符号修辞(即文明化序列)角度讨论“发明蛮夷”，另一面从修辞失效角度讨论山地民族的族群化。 尹绍亭基于刀耕火种复杂技术来理解刀耕火种民族的族类意识：复杂的族际体系相对于复杂的生计程序，包括轮歇类型、耕作技术和迁徙方式。频繁迁徙的刀耕火种民族有部分瑶族、苗族和拉祜族、傈僳族、哈尼族及克木人。“他们没有固定地盘，只能辗转迁徙于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之中，时间长了，便形成了居无定所、流动无常的民族性格”。[6](P.249)他又从住房、服饰和农耕礼仪、禁忌习惯等角度来描述那赛寨的拉祜族：他们的居所“直到1985年笔者调查之时，仍旧不太稳定”；“长期的狩猎生活，形成了拉祜人沉默寡言、勇猛刚健的性格”。 尹绍亭的民族志核心内容包括族群分类，总是不离生计生态。斯科特则重在揭示官方修辞在“发明蛮夷”中流露出的傲慢与蔑视：只有从生到熟的单向深化和程度差异，绝对没有文明向野蛮倒退之理。他还指出山地民族的“自我族群化”策略：中原人口进入蛮夷地区后就会迅速蛮夷化。他认为这不是两种涵化效应，而是策略选择，即运用文化两栖优势尽量从民族优惠政策中获利。他对认同流动性的“博弈论”阐释因而更为深刻。简言之，尹绍亭与斯科特对民族现象的解释有自然与文化之别。尹绍亭的生态人类学视角趋于自然写实，例如目标民族的房子是“破烂矮小的篾巴糊泥草屋，面积10余平方米，摆设简陋”。斯科特的生态区位博弈论则有双重定位属性：一是对照国家，二是对照其他民族。这样的生态区位因而就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生态适应，也不再是民族学家分析解读的自然事实，而是学者对目标民族主动选择进取的创造过程。一旦山地成为庇护所而逃逸变为主动选择，山地就有了社会文化意义：菲律宾的伊富高人认为，“……高海拔地区的复杂梯田制度，使他们能继续种植灌溉水稻”。但对其他许多民族，这却意味着从固定农作转变为游耕或采集。”[8](P.163-164)斯科特反复斟酌“选择”的能动含义：文化异化、认同、拒绝都是选择，而且有“何不如此”的反诘理由，进而触及民族性格及情感等精神世界。他不像尹绍亭从自然环境适应暨人与自然对话的角度来刻画民族性格，而是从平等与等级政治的博弈角度来论述山地民族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他们因而要用分散迁徙来拒绝传统社会组织的等级化，或者说用逃避来否决权力和等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