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哲学的优势(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2:11:3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 阎照祥 参加讨论
一、守成：保守主义的政治“本钱” 人们初识“保守主义”，会油然想到“保守”“固执”和“守旧”等含义。④保守主义者固执守旧，是因为现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不希冀和追求别的未知而靠不住的东西。 研究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最简便的做法，是对保守主义做顾名思义的理解。该党既称“保守”，自然会因循守旧乃至反动，欠缺自由主义的开明、主动和社会主义的激进，甚至缺少权威性的现代理论，缺少深刻系统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历史上，除了保守主义鼻祖埃德蒙·伯克有一册《法国革命感想录》之外，其他如“保守党的第一位首相”罗伯特·皮尔，仅在大选之际发表了《塔姆沃斯宣言》；巧舌如簧的本杰明·迪斯雷里的新保守主义三项政策，只是偶尔出现于他的竞选演说中。⑤可见，保守党除了通过政策制定和宣传等方式展示其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外，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哲学体系。人们若要寻找保守党和保守主义的“核心观点”，则会发现一些老生常谈的观念：对传统的眷恋，对英国君主制、等级制和国教会的维护，以及怀旧式的帝国情结等。 20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内外，阐释保守主义含义者络绎不绝。较著名的有这么几位：一是保守党政治家休·塞西尔(Hugh Cecil，1864-1958)，他于1912年在《保守主义》一书中概括了英国保守主义的三项内容。其一是易于接受和容忍熟悉的事物，厌恶和拒绝变化，对未来不熟悉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并把这种心理提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另外两种是“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前者是维护英国的宪法体制和帝国传统，包括了君主制、贵族等级体制、国教、权威和财产权等一揽子原则。后者则被阐释为“热爱国家的伟大和热爱其伟大的上下团结”。⑥ 晚一代的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⑦可问题在于，面对社会主义竞争的压力，英国保守党人还改造和接受了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与哈耶克同代的著名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则解释，所谓保守主义，“就是要偏好熟悉之物甚于未知之物，已验之物甚于未验之物，实施甚于神秘，实然甚于或然，有限甚于无限，近甚于远，充足甚于有余，实际甚于完美，现在的一笑甚于乌托邦的无边喜乐”。⑧有趣的是，未申明“保守党”身份的奥克肖特还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家。⑨ 在英国伟人中，两度更换党籍的温斯顿·丘吉尔曾即席演讲，高度概括保守主义。1946年10月5日，他在议会下院中讲道： 我们的主要宗旨是：支持基督教，抗拒所有对它的攻击，捍卫我们的君主制和议会制。提供足够的安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海外贸易。为维护有法院所管理的法律秩序和正义公正，法庭自由不得经受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和施压。恢复对国家收支的健全财政的严格监管。捍卫和发展帝国贸易，舍其大不列颠将会死亡。采用各种措施去改善人民的健康和生活条件，支持自由企业和自发创新，反对国营贸易和工业国有化。⑩ 丘吉尔的概括性诠释具有权威性，但失于笼统。以后几十年，英国一些学者继续回顾20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演变史，互相吸收研究成果，归纳概括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保守主义的内容，它包括： 其一，强调统治阶级政党与民众的主从关系。政党作为社会体系和文化界标，要能“体现那种去保存与之相关的工农业等级制之道德和不平等之意志”，使大众置身于拥有治理能力和良好秩序的社会，故应当认可社会上层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势，服从合法政府。在此之前，L·S·阿莫雷的表述更为露骨：英国应该是一个“民有、民享而非民治的”的国家。(11)哈耶克的评述更加直白：保守主义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该受到保护。(12)显然，保守主义的这种观点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是不相容的。 其二，理论体系的不充分性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如前所述，英国保守主义缺乏系统性，其鼻祖埃德蒙·伯克的理论也未见系统性，其他人物过于平平。(13)在批判理性主义时，保守主义思想家昆亭·霍格解释得很直白：人是一种不完美动物，本性是善恶兼备。(14)牛津大学贵族思想家安东尼·昆亭则指出：人在道德上，更重要的是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他们需要被引导。(15)这是典型的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精英主体意识”，有傲慢自大的怀疑倾向。 其三，组织性社会和尊重权威。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机体，如同一棵大树，根干枝杈粗细不一，性能作用有别，各部分需要不同的养分，不可采用武断的方式轻易变更。所谓尊重权威首先是服从宪政，任何人不能以个人偏见去违反宪制。这实际上掩饰了其宪政观点和阶级局限性。 其四，自由和法治。现代保守党人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自由主义。奥克肖特坚持区分两种不同的国家：企业式国家和公民式国家。其中企业式国家中的人们从事共同的生计；公民国家中的民众共同认可遵守公民法的权威。政府的共和机构则依据民法保护公民，惩恶扬善。另一位思想家基尔默爵士宣称：英国自由权是多种传统、思想、法律和机构的高度复杂组合。它们唯有通过复杂结构的连续性，依赖必要的时间和环境来得到保存、修改和变异。(16)这些解释倒是具有现代性。 其五，财产权。财产是自由的堡垒，这一观念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保守党人通过扩展财产的优势，使越来越多的人去保卫它。财产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股份，对它的占有给人以安全感，并使其尊重他人的财产，维护社会安全，使之免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财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不可或缺。没有财产的人，会依赖他人和社会，当财产所有权不确定时，世界会使人们互相疏远，发生对抗和争斗。(17)可见，财产权是英国保守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点。 其六，适度民主。保守党人悉知民主的弱点：在选举权扩充时，人们容易上当受骗，盲目从众，故应注意引导选民稳妥利用选举权，既不应漫不经心，亦不可情绪激烈、操之过急、过分索求。这种适度民主的保守主义观念蕴涵着较多的理性。 其七，安抚劳动阶级。此点最早可溯至迪斯雷里，以后在公民普选权完成之际，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等保守党党魁同样不敢掉以轻心。稍后，哈罗德·麦克米伦(Horald Macmillan，1894-1986)以“托利党激进主义的迪斯雷里传统的追随者自诩”，努力博取工人阶级和雇员们的支持。学者格林利夫则将保守党的这一做法称之为“保守党集体主义”(Conservative Collectivism)。(18)这种观念具有策略性。 其八，适度的国家福利。国家福利不可太多，个人应该自立自助。财政上，国家尽力不要颁布“迎合性”政策，不制订无益的经济规章，不干预个体的权利和自由。1925年，内维尔·张伯伦在下院发言说：“我们的政策不是使用国家巨大的资源，不分青红皂白地分配于大众，而是去帮助那些拥有意愿和渴望，去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做到更强和更好的人。”(19)性格强悍的作家厄奈斯特·本(Ernest Benn，1875-1954)在1920年发表《回归自由放任》，挖苦劳合·乔治等自由党头面人物提出的“给工人阶级住房”“使矿工过上舒适生活”的口号是恬不知耻的政客伎俩，意在以小恩小惠换取选票。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实施福利救助，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问题，本反对政府继续规定企业生产计划。(20)这也是考虑到一些人追求享乐的本性。 以上种种，仍然只是现代保守主义内容的一部分，诸多保守党人还格外看重经济发展和帝国问题，并为此而坚守历史传统。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20世纪前期，展示保守主义守旧特征的史实不胜枚举。世纪初年，约瑟夫·张伯伦呼吁政府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但在帝国内部实行关税特惠制。20年代的大罢工、经济危机和30年代的王位继承危机中，鲍德温在各方面均无建树，却能不露声色地固守阵地，使保守主义未伤元气。他在政治上最有名的做法，是要党人勿忘迪斯雷里的箴言：“不理解时代精神你就无法取得成功。”(21)其他呼应约瑟夫·张伯伦和鲍德温的保守党人，在经济学领域有亚瑟·斯蒂尔-梅特兰，在历史学领域有F·J·C·赫恩肖、吉斯·费林、亚瑟·布伦恩特，在文化界有作家厄奈斯特·本等，他们大多属于保守党的右翼。 保守党右翼对保守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宣传，未限于著书立说和会议演讲。为了培养本党骨干，强化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党校、读书会和研究机构。 1920年6月，保守党全国联合会在伯明翰召开大会，保守党要人阿尔德曼·戴维斯在会上提醒：工党为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培训本党成员和积极分子，已建立了一所学院和30所学校。为此，保守党应尽快建成类似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以便有效地迎战工党的政治宣传。 保守党的第一个“党校”——菲利普·斯托特爵士学院(Sir Philip Scott College)，于1923年9月在北汉普顿郡的欧文斯通市创办，用作保守党发言人、大选候选人和党员骨干的政治教育中心，“学习反社会主义组织的指导性课程”。1930年，学院改名为“波汉姆斯特德阿西里基纪念博纳·劳学院”，简称“阿西里基学院”，其办学宗旨是提供“公民教育”，为“英国宪政发展和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特定人材。(22)整个30年代，该学院一直是保守党政治培训中心，它还为该党的“后座议员”(back-bencher)(23)领会保守主义原则，增强批判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讨论场所。 阿西里基学院拥有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其课程由青年政治活动家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1899-1985)编制，五套基本科目是：保守主义原则、公民权利、经济问题、现代工农业发展史和大英帝国史。其中，公民教育读本的内容包括各时期英国权利和职责的演变，重点阐释公民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以及在法律之下的自由原则。阿西里基学院所坚持的阶级属性，决定这所党校要把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教育中的靶子。 为了实施教学计划，布莱恩特还为学员准备了“开创性读本”。他亲自编撰的教材《保守主义精义》出版时正值工党第二次组阁，这显然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为了使学院听课者领会保守主义理念，布莱恩特言明：“这些书籍的首要目的是要把保守主义作为生活的指导性哲学。实际上，它们还将会像费边社宣传社会主义的早期出版物那样，为了实施保守党的教育目的而发挥同样的开拓性作用。”(24) 考虑到本党学员们职业面貌的差异和工作时间的限制，阿西里基学院还专门开设了周末班、暑期班和函授课程。在一些本属普通高校的公民教育课程中，也添加了讲授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内容。 在师资方面，该学院延聘了一些著名学者，其中有保守党历史学家查尔斯·配特利、H·J·C·赫恩肖、基思·费林等人，政治学专家为数更多。他们作为反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学者，曾发表多种著作，后来又在课堂上和政治俱乐部中面对更多的听众，阐释保守主义政治观点。其中阿诺德·威尔逊爵士于1933年10月在阿西里基学院演讲时说道：“托利主义不仅是党的教义，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思想态度政治，还是社会和伦理力量的回归。”(25)为扩大保守主义的影响，威尔逊号召未就业的保守党党人去从事宣传工作，使更多的人掌握和信奉保守主义理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党校创办只是保守党人实施党内思想教育的一个方面。为扩大社会影响，保守党精英们还采取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印发政治小册子、招贴画，在报刊上发表文论，尽量传播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20年代末，道格拉斯·杰罗德就率先创办了右翼期刊《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大约同时，保守党作家弗兰西斯·亚茨-布朗也开始创办政治刊物。 其二，仿效工党组建读书俱乐部。1936年岁末，在书商爱德华·塞缪尔的赞助之下，布莱恩特出面建立了“右派图书俱乐部”(Right Book Club)，并随即与工党的“左派俱乐部”开始了具有党派斗争性质的“书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26) 保守党的“右派读书俱乐部”主要是重印该俱乐部编辑的旧书，阿西里基学院的教师和党内政要成为主要的编辑群。截至1937年4月，“右派图书俱乐部”已有会员10000名，“书战”初见规模。为了提高“书战”指挥部的层次，保守党还建立了“全国图书联盟”(National Book Association)，并争取到了书商胡奇逊家族的支持，设立了专项基金。布莱恩特和保守党右翼骨干想使“全国图书联盟”在名号上弱化政治色彩，使之成为一个超越政党、超越阶级、超越宗派诉求的社会团体，(27)以使当时以保守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然而，由于“全国图书联盟”的党派立场是明白无误的，很容易就暴露出保守主义的右翼本色。它过多地依赖党魁意旨，甚至将错就错，追随领袖错误政策。它问世之际，正值英国绥靖主义思潮泛滥，前后两任保守党首相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为维护大英帝国私利，长期奉行绥靖政策，对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德国极力巴结讨好，不惜牺牲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全国图书联盟”随即在多家书店里，将首相张伯伦的畅销书《寻求和平》放在显著位置。此外，“全国图书联盟”还印发张伯伦的演讲集，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起出售。此时布莱恩特还在“德英友好协会”的赞助下访问德国，极力示好。阿西里基学院名师威廉·提令(William Teeling)在其《为何英国繁荣进步》中大谈他访问德国集中营的“美好见闻”，盛赞德国劳工集中营如何具有较高的卫生标准。所有这些言行，以后均成为历史笑柄。 诸多史实证明，守成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保守党人对此一向是轻车熟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