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万年前，曾在中国元谋活动的猿人， 绝不会想到她的后代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20-21世纪的转换中，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东方社会就以它的社会制度、历史演变的特色，引起古往今来学者的重视，写出了一部部学术论著。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重新兴起的东方社会研究，是继30年代、50年代两次高潮以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复与升华。1995年11 月在昆明召开的第9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以“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为主旨，或许是在20世纪末给这一讨论划上一个不意味着终结的句号。
东方社会：说不完的话题
东方社会，这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地域和社会名词，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它是指亚洲、东北非洲等曾创造了辉煌物质与精神文明、但未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广大地区的民族与国家的人文环境和历史现状。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这些地区的文明系统和社会政治制度有着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轨迹和特征，巨大的反差，引起了别国和本国学者的思索和研究。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内外因素交集而解体以来，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向，更加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而作为东方社会主体大国的中国坚韧文明系统的沿存与发展在世界上引发的震动，更引起思想理论家的关注。作为史学研究在哲学上升华的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多次把眼光投在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这是合乎情理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问题的讨论研究一波三折，但实践的决定性仍促使这一问题在坎坷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并且取得了一批丰硕（但未必是突破）的理论成果。世纪之交的时代变迁导致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标准，而是企求有所突破，在理论上有所创造和建树。
怀抱这一追求，与会学者在研讨会上从不同的角度，对东方社会进行了探讨，作了《农民问题--东方社会发展的关键》、《关于东方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走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等报告。学者们从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的东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的发展、斯大林与东方社会、东方社会的官僚机构和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文化与圣贤崇拜、中国民间的庙会、庙市和墟市文化、东西方社会积累与消费方式的差异、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中国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比较以及从中外比较史学、思想文化史等多角度，提出了几十篇学术论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
东方社会由于它在世界不同文明系统的交往与冲突中的特殊性、延续性以及变化的戏剧性，是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在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前，这个问题也许还将在学术界、理论界议论下去。原因很简单，东方社会有它内在的魅力，也有它未曾解透的谜。生活在东方社会的当代的理论家和旁观这一社会体制的外国理论家，无论是从现实、历史还是未来，都会带着深厚的兴趣，注视着东方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因为这一广大而充满活力的东方世界的动向，将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的构成和互动关系。这一关注，在近代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已继续了一百多年。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东方社会和有关东方社会的理论，关键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将如何重视，如何认识。
“亚细亚”夕阳理论和崛起的东方社会
“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个说了几十年（也争了几十年）的老课题，在会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思索与讨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是他的奠基理论之一，还是他的一种学术观点？这在前苏联和中国学者中本来就有不同看法。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从东方社会的某些材料中察觉到，东方社会的某些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上区别于资本主义较为成熟的社会形态。具体说来是公社集体占有土地，分给成员耕种；专制君主制形式的最高占有者；贡赋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国家主管水利、交通等公共事务；自给自足的经济，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最牢固最长久的社会形态，等等。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奴隶社会，抑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形态，或者就是东方社会的历史模型、特殊形态，仁智互见，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结论。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有结论。在这些问题上，“亚细亚”也许临近了终结点。
由于东方国家发展特点而形成的普遍性，特别是它的专制集权制度，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观点，不期而至在东方世界诸国的学者中得到某种共振效应的反应。思想上的反弹效应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5种生产方式的官方理论的统治地位， 不能抑制理论界对老祖宗提出的这一具体观点的张扬与发挥。有时这一理论观点遭到压抑，有时否定之否定又使这一观点被推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或“基本原理”的高度。政治性的抑制以及反抑制性的学术反弹曾反复多次。但平心而论，反复与循环（有所提高或有限的发展），到底使这一观点前进了多少？发展了多少？取得了多少有突破性的理论成果？论争的参与者对此心中有数。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学者坚守着这块阵地，而不顾它在理论上的实际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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