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已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
朱说“《古文》全用夏正”，意思是说《今本》不用夏正，但并未举出实证。查《古文》第152条：“幽王十年九月桃李实”；第159条：“晋庄伯八年十月庄伯以曲沃叛”，其月份皆与《今本》同。故《古文》与《今本》所用“三正”相同。
朱氏举两例证明《今本》“全袭《春秋》”。此说不对。因为《今本》除了晋魏时事外，其他史事皆应抄自存于宗周的古史或百国春秋。《春秋》是鲁国断代专史，亦应如此，谈不上谁抄袭谁的。
可笑的是，朱氏所举两例正好否定了他的《古文》夏正说。前例“三月已巳，日有食之”；《今本》是“二月乙已（应是已巳）”。前者是周正，后者是殷正，全非夏正。 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719年2月22日“鲁隐公三年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用的也是殷正； 不过，张氏却把前720年误为前719年了。后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用了秦正，亦非夏正。
笔者对《竹书》纪有年月日完整条文的考察，在前1051年和前1050年“武王伐纣”的殷周交替的两年，前者用殷正，后者则转为周正。西汉以来，由于不知历法的变动，大多数史学家在寻找“武王灭殷”的年月日时至今争论不休。据《竹书》记载，武王灭殷是在帝辛五十三年（殷正）一月三十日，或在武王12年（周正）2月30日，即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
朱氏不懂“三正”，妄疑《竹书》。
四，朱说：《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 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
《史记》所言“273年”，因版本不同，另有275、773年之说。 陈梦家等相信275年，郭沫若等相信773年。三者皆误。查《竹书》前1302年盘庚迁殷，前1050年武王灭殷，其积年是253年。 问题不在于三个年数之误，而在于此条非《竹书》正文，是张守节本《竹书》里的后人读史的附加语，并且是错误的附加语。把它当成真经，又相信其积年是正确的，怎能不错上加错呢！此条在裴骃本、沈约本中皆无，故其产生年代应在梁以后，唐以前。
关于殷人迁都，朱氏妄加怀疑。据笔者研究，《史记·殷本纪·世表》所记盘庚迁殷，复渡河“南治毫”有误。此史事因《竹书》和甲骨卜辞而得到纠正。《竹书》载：盘庚十四年（前1302年）迁殷（小屯），其后世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皆居小屯；武乙三年（前1157年）迁河北（邺），武乙十五年（前1145年）迁沫（淇县），文丁元年（前1124年）迁河北（邺），帝乙元年（前1111年）迁沫并改名朝歌，其子帝辛（纣）仍居朝歌。可见，不是《竹书》“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而是朱氏妄疑《今本》。
五，朱说：《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七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431年矣。可疑五也。
看来，朱氏是信《竹书》的附加文而不信正文的。查《竹书》帝禹“元年壬子”是前1989年，帝桀三十一年壬戌是前1559年。两者相减，正好是431年，与小字附注同。朱氏不知“471年”的条文是后人读《竹书》时的四条附加文之一，而以错误的附加文怀疑《竹书》，这是朱氏以及乾嘉学派、古史辨派否定《竹书》惯用的伎俩。譬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一》的自序里说：“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490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365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 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439年。其余471年、441年、432年的都有。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顾氏不仅批评了朱右曾，同时也批评了自己，因为他拿不出不杜造的正确年代。
同样主张“431年”的也有正误之分。 如施之勉在《史记夏本纪校注》一文里提出的“431年”是起自前2169年，比《竹书》的前1989 年提前三个甲子，即180年，当然是错误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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