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春秋》里面并不是几乎每一条都表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顾颉刚先生1925年有答钱玄同书，扼要地提出《春秋》并不“处处有微言大义”，“《春秋》为鲁史所书，亦当有例。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4〕，不失为恰当之论。可是， 究竟是谁最早从《春秋》里“推出此例来”呢？一般认为，从《春秋》里寻找“微言大义”，开始于战国时期；那时，《公羊》和《谷梁》已开始私相传授。按此说法，即以为《公》、《谷》之书完全是后人杜撰而成的。其实，既然我们肯定《春秋》原有旧史书之例，就不应否定它还有删定者的“书例”，更不应因此否定这些“书例”会为后世所传习。《公》、《谷》之书专讲“微言大义”，一定源有所据，不可能全凭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从《公》、《谷》传文中也可看出，《春秋》并非每条都可以讲“微言大义”的。
其次，《谷梁传》如果不是子夏传给后世的文本，就是后人根据子夏所传的重新编撰而成的。它很可能是源于子夏的。这可以先从两方面加以考虑：1、孔子对于《春秋》的理解， 在他现存的言论中没有明文；据说是秘传给弟子。然而，孔门弟子所传的《春秋》经学，后世多无从稽考，据说只有子夏有经传于世〔5〕。2、《谷梁传》解《春秋》时，所依据的大量材料不知从何而来。相传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如果这两种传说可信，证明《谷梁传》是源于子夏所传的，就很容易了。但是，正是这些传说没有足够的史料依据，所以历来对此争论不休。其实，我们还可以借助《谷梁传》本身所含的内容来加以证明。理由如下：
1、《谷梁传》和《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 一方面，《公》、《谷》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蓝本。除了两传的体例均为问答式的解释体和所据的《春秋经》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据笔者考证，《公》、《谷》文中许多含有叙事成份的，所述内容大同小异，可起互补互证的作用，并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谷》有经文不立传的约1130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公》、《谷》同时不立传的就有1040条左右，且同样两条以上连续无传的有95处之多。此外，《谷梁》独有传文和《公羊》独有传文的所占比例极小，分别是263条和90条。
另一方面，从《谷梁》本身看，传中阐述经义，多引前人之说。有前代传经者的语录，如“沈子（定元年）”、“尸子（隐五年、桓九年）”等诸经师的说法；还有作者师说以外的传闻十余处，如“或曰”、“传曰”等引文。《公羊》阐述经义也如此。这些引论看似道听途说，实可算是博采众长，有超越师承择善而从的严谨态度。
根据汉代的文献记载，《谷梁》和《公羊》一样，最早只是口耳相传，至西汉始著于竹帛，成为定本。既然，二传都是在传授和记录经义的基础上并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才写定成本的，就不只是对第一个解经者言论的实录，必然杂有历代传经者对原有经义重新加以阐释的成份。换句话说，同一师门的弟子，即使是最早的传经者，对同一经师传授的经义内容单凭口耳传授和人脑的记忆力保存，肯定有不少的出入，更不用说他们再凭记忆的内容所作的阐释会有侧重点的不同，甚至产生意见分歧。加上各自秘密递相传授日益久远，以讹传讹，所存在的差异性有增无减更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二传一开始就写定成本，也不能排除因流传产生互相矛盾的可能。由此推知，发现“《公》、《谷》有不少矛盾之处”，还是不可否认它们是同源的〔6〕。
2、《公》、《谷》的作者大讲“微言大义”， 一定是确信它们是孔子秘传的。他们距孔子的时代很近，如果所信无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真是宛如痴人说梦，实是自欺欺人。从他们在传文中所露的才华看，不象是那等无聊好伪之徒。而后世学者却以为他们“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谷梁》尤甚焉。”〔7〕，所以否认《春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以为《公》、《谷》中的“经义”是其作者挖空心思发挥出来的，并不是子夏所传的。
诚然，它们的经义有不少牵强之处，但是不足以肯定“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倘若《公》、《谷》都是牵强附会出来，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这“凭空撰语”非但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仅口耳流传百年不亡，而且刚写定成书之后便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并相继成为官学，甚至是双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传。莫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看不出它们杜撰的破绽，以致不能把它们拉出经学的殿堂？看来，它们的内容决非全是“妄为解说”、“无中生有”，而应是源有所据，更可能是前代所传的。
3、《谷梁传》“源于子夏所传”的说法基本可信。 虽然已无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证，但是，离先秦不远的汉人都笃信此说；自从唐人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明载“谷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以后，清代以前的学者也极少有对此产生怀疑的。即使有些学者考证谷梁子不是子夏的学生，可按清人钟文烝《谷梁补注·论传》所论“盖谷梁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因遂误以为子夏门人”，《谷梁》也还是子夏所传的。其实，只要作传者有参考子夏所传的《春秋传》，就可算是源于子夏的。而从可证《公》、《谷》同源的材料进一步分析，二传作者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为主体加以改编的。再说，那些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其所持的论据并非坚强有力、无可争辩。
4、肯定或倾向于“《谷梁》源于子夏所传”的说法， 并非认为《谷梁》是子夏所传《春秋》隐义的实录。毋庸置疑，今天所见到的《谷梁》，其所传之义仅有部分合于《春秋》作者的本意。由于《春秋》经文，本源于旧史；《谷梁》在写定成本之前，曾长期流传于众经师之手。倘若其本意是由“书法”、“义例”而见，则所谓“书法”也应包括四部分：①、周代史官（主要是鲁国）的书法；②、删定《春秋》使之由史变成“经”并传解“经义”者的书法；③、由师承或揣测而作《谷梁》传文者的书法；④、流传过程中历代著名传经者的书法。因为，它不止源于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删定者创制的书法，但是又因为流传久远导致这些书法产生变异和发展。其中，子夏所独传的《春秋传》，很可能就是《谷梁传》最主要的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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