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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是《列女传》。范晔把在德才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妇女单独建立类传。这是《史》、《汉》所没有的。在他之先，西汉刘向曾撰《列女传》，但那是作为专著以单独成书的面貌出现的。在纪传体史书中设妇女类传，乃从范晔始。刘、范二氏之书在体例方面并不完全相同。就内容而言，却有共同之处，即采录的范围比较广，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妇女人才。因此，《明史·列女传序》中说：“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重才学德行，不专主节烈。这就是刘、范二人著书的宗旨。后世所立的列女传，事实上既狭隘，在社会生活中也无积极意义，只不过为维护封建礼教的陋习而已。范书的《列女传》所收的17人，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有以才学著称的班昭、蔡文姬，有孝女曹娥、叔先雄，有安贫乐道的鲍宣妻，有事姑至孝的姜诗妻、乐羊子妻，有贞节自守的刘长卿妻、皇甫规妻等。本来要是照刘向《列女传》的规范，贤德的后妃也是应当收入的，但是范书已设有《皇后纪》，《列女传》中就不重复了。自从范晔在《后汉书》中设《列女传》后，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绝大多数沿设这个类传，且份量在逐渐加重，但内容却日渐狭隘。例如《新唐书》为书一卷，收入47人，而《明史》则为三卷，收了266人， 到《清史稿》则为四卷，收入的人数竟达到616人。人数虽众，内容仅限于节烈一端， 其意义是不足取的。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在本纪方面，范晔将皇后入本纪，在后汉时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妃临朝称制，不少皇太后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统治大权，与皇帝的地位是大体相当的。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这种情况不存在了，因此，史家们把皇后入列传，也就成为必然的了。《皇后纪》的设置及没有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正如《党锢列传》一样，是范晔根据特殊的历史情况而作出的决策，反映他在修史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