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中国反帝斗争还有一种“信守条约”论。该“理论”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中国“违约”。帝国主义靠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条件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而被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这一强盗逻辑的体现。其实，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曾梦想信守所谓“万年和约”，但英法联军的炮火将这一梦想打得粉碎。对于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反对，有权要求废除，不存在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如果按照所谓“信守条约”的说法，中国只有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中国人民永远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不得翻身。这是一切还有民族良知的人都会懂得的道理。一生为谋求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而努力奋斗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就曾明确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一定要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直到去世之前，他一再反复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他还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
如何看待革命和改良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定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否定革命：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部给予否定。太平天国起义被说成是把历史“拉向后退”，是“破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有的人声称革命不如改良，辛亥革命“搞糟了”，“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因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这是值得讨论的。
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人的“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革命不是只凭少数人一时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生的。革命的产生除去革命阶级主观的条件外，必须具有革命的客观形势。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的“情感激流”，也制造不出革命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客观情势使然。正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辛亥革命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辛亥革命而言，它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当时我国的客观情势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运动。20世纪初，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沦为“洋人的朝廷”。为了维护腐朽的统治，清政府对内实施“新政”，从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广大人民难以为生，民怨沸腾。种种因素，激化了清政府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捐抗税、抢米风潮等各种类型的抗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从1902年至1911年，各地民变多达1300多次。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政府陷于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环境和群众基础。二是清政府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要求，拒绝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集权，并于1911年组成被称为“皇族内阁”的“责任内阁”。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绝望，放弃了改良的幻想而投入革命阵营。所谓可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说法，当年就被清政府所粉碎。三是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官僚们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或保持观望，或弃城逃跑，或附和革命，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忠卖命，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意志难以统一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一起，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呢？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的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而不是什么“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
近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迫出来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曾经说过：“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即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事与愿违，孙中山要求改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的极其冷漠。这条改良道路走不通，才使孙中山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章太炎、秦力山等不少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前后放弃改良主张，转向革命阵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早年也曾想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发展，只是当他们感到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才提出革命的主张。
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好，不能抽象地论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变革中，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是错误的。当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革命，而革命条件又已具备，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改良，就不足取，应该给予批评。就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立宪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曾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推动作用。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试图以改良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而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抹煞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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