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告别革命”的人攻击革命的另一个论点是所谓“杀人流血”。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戊戌维新失败后的康有为等改良派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如此说。当时的革命派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些对所谓革命“杀人流血”作了有理有力的回答。不用革命，不“杀人流血”，社会永远是平和地发展，当然很好，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列宁明确指出：“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革命的评价自然是不同的，这不足为奇。
否定革命的又一观点是，“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没有根据的。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不仅破坏了原有的政治框架，而且还提供并建立了新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什么政治制度，建立什么政治制度，都是很明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辛亥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出现了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这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而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任意颠倒。如果要说辛亥革命的失误，那恰恰是它对旧制度破坏不彻底，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就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留下了隐患。
如何看待统治阶级代表人物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本是正常现象。然而，现在做翻案文章成为一种时髦，贬林则徐捧琦善，否定洪秀全称颂曾国藩，抑谭嗣同、孙中山美化袁世凯，一方面贬低、否定进步的、革命的人物；另一方面拔高、美化封建统治者、反动派，这不能说是正常的。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然而，有的研究者却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论述历史人物，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如赞扬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项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一个搞专制统治、复辟帝制、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历史罪人，却变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民主政治家，历史完全被颠倒了。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确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报刊大量涌现。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覆灭、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所造成的，不能归功于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凯虽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实际却是不断地向集权专制的道路上推进。在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后，他集权专制的做法就更明显了：革命报刊被查封停刊，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的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1913年）报灾”。有的是专制、强暴，而不是宽松、自由。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世凯北洋政府政治上“宽松”出来的，未免荒唐得可以。
这种不顾历史事实，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味称颂、美化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有的人对袁世凯的密友和支持者徐世昌，更是大加颂扬，称赞这个晚清重臣、北洋总统坦荡无私，不为利诱，忠于国家，高风亮节，品德节操光明磊落，是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是近代中国大政治活动家、经济家、教育改革家等等。然而在其约20万字的传记中，却难以找出对上述谀词给予有力支持的历史事实。
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声称是“依据历史事实”而提出的新论断或新观点。问题是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等于都符合历史的真实，有些“事实”是靠不住、不可信的，尤其是一些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言论，更需要具体的分析，不仅观其言，更要察其行。如果不加分析地把他们的言论随意用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立论依据，那么即使口是心非的巨奸大恶也会变成为伟大的人物，袁世凯不也把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活动说成是“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爱国”之举吗？
历史人物的活动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展开的，所以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做具体、全面的考察。如果把历史人物抽象、孤立地加以描述，或抓住某些言行加以片面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不仅不能揭示其本质，而且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近年来，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曾国藩几乎成了一代“完人”。有的人对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弟要“爱民”等思想大加颂扬，但这只是一面。曾国藩还有另一面，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心狠手辣，不惜滥杀无辜，而在家书中也对其家人强调对造反的农民军必须“斩尽杀绝”，“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因此，不能只说曾国藩“爱民”的一面，而掩盖他杀民的一面。而且对曾国藩的“爱民”，也要与杀民的阶级本质联系起来考察、分析。这样才有可能对这个封建王朝的“中兴名臣”有全面、本质的认识。
历史上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找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不看主流、本质，不从全面出发，只抓住某些个别事例加以渲染、放大，任意贬损或美化，这不是严肃的学风。列宁曾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知。”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有指导意义的。
上述美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否定革命、颂扬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等观点的出现，就多数情况而言，是有的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结果。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其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史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却受到了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有的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一倾向已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正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现上述种种错误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历史研究任何时候都必须采取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通过健康的百家争鸣，我们的史学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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