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史学革新的思潮中，学者们首先遇到的，也是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调节史学的功能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然而，近代早期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重新认识史学功能的问题，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由于这次史学革新的主要契机，是时代变化影响下的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特别是民族危亡在即，急切地呼唤社会变革的到来。因此，这时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史学如何适应救亡图存的层面上，他们把史学的革新和新史学功能的挖掘当作促进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把新史学当作进行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加之此时的史学家，在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一个近代史学家所应有的素质。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可能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近代史学自身发展的道路进行深入的探索。
因而，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的重任就落在了五四时期一代学者的身上。五四时期，史学的核心任务是如何继续近代以来史学革新的精神，尽快完成史学由旧至新的转变，建设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史学。与近代早期相比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全面认识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客观条件已趋于成熟。那就是，随着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政治救亡向思想文化启蒙的转移，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历史的研究。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为学者们充分认识和挖掘史学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同时，思想文化的变革，也为学者们探讨学术问题准备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譬如，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大力宣传，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迷信盲从提供了武器，而且造成了一种主张思想解放，摆脱旧观念束缚，进行独立思考的学术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国内的介绍较以往更为广泛、系统和全面。其中颇具影响的西方新史学流派理论和观点的传入，直接影响了中国一代史家，使他们具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和世界眼光。这一切都为史学重新审视传统史学功能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借助这些有利条件对史学功能进行了重新探讨和挖掘。
一般来说，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是史学家的责任。但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方面的深入，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认识和挖掘史学的功能，使其能够有助于社会改革，有利于新文化建设，成为许多关注社会改革运动的学者们的共同心愿。所以，这些学者对重新认识和阐发史学的功能，以及建设新史学抱有极大的热情。探讨史学的新功能成为众多学人关心的问题，探讨者也大大超出了史家的范围。这种情况为五四时期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和阐发提供了众多的视角，使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二、借助新理论反省传统的史学功能
五四时期学者在对史学功能进行重新认识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兴起了一股主张新史学的思想潮流。这一新史学思潮由于得到了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并且有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基础，发展十分迅速，颇具影响。这一思潮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但从史学自身意义上考察，则主要是对传统史学注重政治史研究，脱离现实，与社会隔绝状况的一种反动。在传统史家看来，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客观地再现过去的事实，真实可靠地记述历史。倡导新史学的学者们则认为，以前的史家忽视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新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为现实社会和今天的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重视其功能的发挥，可以说是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尽管与现实联系紧密，但由于其服务对象的狭隘和作用方向的政治化，同样面临改革的需要。这样，革新旧史学，认识和阐述史学新的功能，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就成为中西史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西方新史学流派的理论和观点便成为中国学者建设新史学、检讨和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功能的重要参照标准。五四时期形成的宣传介绍西方新史学理论的热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五四时期的学者在检讨传统史学功能时，对美国新史学流派代表人物鲁滨逊的理论和观点十分推重。鲁滨逊是著名的实用主义史学家，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对史学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旧历史所记载的内容多为一些与朝代更替、军事战争等有关的年代、地点之类琐碎之事，并不能为人们提供多少实际的帮助。旧历史所记述的内容可以是很离奇，很有趣味，甚至是很正确的，但它对于人们利用历史知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却没有大的帮助。所以，尽管旧史学“可以娱乐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随便的好奇心，试验我们的记忆力”，“供献一种‘可信的蒙昧’”，但它却有一件应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同希望”[①a]。帮助现代人明白现在预测将来，是“历史的最大效用”。在鲁滨逊看来，正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参与社会改革事业的需要才是促使人们去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在强调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同时，鲁滨逊还明确地批判了过去那种照搬历史硬套现在的旧观点。他认为：以往那种主张从历史中得到一种教训，去寻找“政治家、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同安慰普通人的那种天道”的看法，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人类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使得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在的问题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便有与过去相同的情况，也“难得有十分可靠的材料，能够使我们利用起来，去应付现在的需要”[②a]。这就是说，历史可以使我们通过了解过去，明白现在的状况与思想，但它却不能作为我们处理现在问题时的直接指导。
值得指出的是，在重新认识史学功能问题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杜威的学说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19年，杜威在应中国学生的邀请来华讲学期间，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的观点。杜威指出：一种学问，最大的目的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维力”。他认为对于历史学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把历史当作一种习惯上所要求的东西，强人去教、强人去学，而无实在的意义”，这样的历史学就没有学理上的根据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只是现在生活情形和问题”，历史学“不过是借着瞻前顾后的作用来发展和扩充我们行为的意义”。“历史的自杀政策就是不顾现在的社会”，与现实相脱离[③a]。杜威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学意义的论述却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在史学方面运用的认同。
正是西方新史学家强调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的理论和观点，使五四时期的学者找到了全面检讨中国传统史学功能的一个突破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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