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民主思潮的影响，还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都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因而，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大都是本着尊重民众的精神进行的。他们认为，以往记载帝王、伟人的历史缺乏平等观念，是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不符合民主的精神。1918年蒋梦麟由美归国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提倡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他指出：“吾国自鼎革以来，崇拜王侯将相草莽英雄之习惯，尚不知不觉阴伏于国民意象之中。野心家方将利用之，以图个人私利。若教授历史，沿袭昔日崇拜汉高明太之成法，不以平民之利害为论点，则他日国家或不幸而生祸乱不将归罪于历史家乎？”[②f]蒋梦麟在这里对旧史学以英雄、帝王为中心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为王侯将相服务的旧史学，会导致国家发生祸患动乱。这就把建立为平民服务的史学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兴亡的认识高度。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研究历史就应该研究为民众服务的“平民史学”，打破过去历史记载上的不平等，写出以平民百姓为中心的历史来，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他们就把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转向了平民百姓。
史学在功能方面既确定了为民众服务的作用方向，也就要求突破过去注重政治史研究的旧框框，研究与民众生活相关的诸方面，使史学在更多的更实际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随着史学功能作用方向的变化，要求史学功能的作用范围亦随之扩大。五四时期学者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应包括“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尤其是那些和“人类之存在与发展有莫大势力的活动”。新史学要为民众提供帮助，就不应该再像旧史学那样，仅以史事是否“骇人听闻”，是否与统治阶级政治有关为标准来规定记载的内容，而要建立新的标准，那就是：以是否与人类进化有关，是否对现代人有帮助为标准。有的学者指出：历史应该研究社会的经济状况，因为“经济的活动于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最厉害”。在历史上的种种变革之中，经济状态的变革居多。古代经济活动不发展，“国计民生，均形滞涩”；“自商业发达泉货流行后，情形为之一变；自工业革命后，而一大变。凡国际间、社会间、推而至于日用饮食，无不大受其影响”。历史还应该研究社会生活状况，诸如过去社会的一切制度，先民的生活，受教育的状况，居住状况，科学及宗教知识状况等等，也就是“研究公共普通之要质，所以成就此社会者”，研究“个人之生活，特殊之事实”。并且须于“普通情形，有关于社会人类进化之阶级及法则者，特加注意”[①g]。
还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家应该研究思想文化史。因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人类文化发展中宝贵的遗产，所以要研究不同时代思想的产生、变化、影响，以及各时代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五四时期的学者也认识到，政治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不能因前人偏重政治史研究就排斥对政治史的研究。但应注意变换研究的态度，不以政治史的研究为唯一内容。要研究政治的变迁，诸如政体的变换，政权的转移，政治制度的演变得失，治乱的久暂，国势的兴衰，民生的利害等等。
由于扩充史学研究范围是以民众为基点的，所以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思想”研究尤被推重。学者们认为：“经济史比政治史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义，解放的作用也比政治史大些。它所讨论的不是某种属地之存亡，某种权威之升降，乃是讨论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发达”[②g]。而思想史的研究则可以为人们预备一种思想的工具，培养人们认识和应付现实的能力。
对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和作用范围的认识，与其说是五四时期学者对史学自身功能的思考所得，不如说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然。正是在这两种思潮的推动下，他们的认识较近代早期学者有了明显的深入。一方面史学从那种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小圈子里走了出来，走向了广大的普通的平民百姓；另一方面，史学也冲破了政治化的束缚，研究内容扩大到了与民众生活相关的诸多领域。
四、重新阐述史学为社会、为人生服务的功能
如果说史学功能的作用方向转向民众是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话，那么对史学社会功能的重新阐述则是五四时期学者从史学自身特点出发思考的结果。
五四时期学术界盛行这样一种看法，“今世学科，必其于人类幸福有著切之贡献，始得成立”。也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不能为人类造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学者们认为：历史学作为研究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学不是为博学的人做广告的，它的价值在其应用于人生。因此，有人在为史学下定义时就指出：史学乃“人类因保生乐生之心理的需要，循时间之进化，托空间之迹象所发生之各方面绵续的活动之系统的记载与阐释，冀以实揭过去，供后人之资鉴，而促成人道之幸福与进展之学”[③g]。且不论此定义是否准确，它把史学视为“人类保生乐生”的需要，满足“人道之幸福”的学问，便充分反映了学者们对以往那种只注意统治阶级，与民众无关的旧史学的反省和对能为社会、为人类造福的新史学的向往。所以，尽管此定义带有唯心和实用的色彩，但却为充分认识和挖掘史学的社会功能打开了思路。
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国新史学，尤其注意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如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在论述新史学的目的时就指出：新史学“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的完全而可靠的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由此种了解，吾人始能分别何者为文化中之真正重要分子而有裨于进化者，与何者但为原始时代之残余而阻碍文化之演进者，掇萃去滓，盖非此不能也”[①h]。鲁滨逊也指出：“历史这样东西就是一种记忆力的扩大，可以用来明了我们的现状。”通过历史记载，“我们能够得一种似神的十分完备的历史知识，比自古以来所有的历史还完备。那么，我们对于世界就可以得一种似神的了解，而且对于人类的苦痛和种种补救的方法，亦可得一种似神的洞察”[②h]。
新史学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因为只有充分发挥了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史学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就是杜威所说的史学所以存在的学理上的依据。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是通过史学对人的影响来实现的。因为只有通过历史对人的教育这一环节，使人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最终才能达到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的目的。可见史学于人生的作用是史学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所在。
探讨史学在人生方面的作用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以往重政治的史学所忽视的。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传统史学重记述，史书往往是前事的堆积，给人的感觉常常是“繁重固滞”，从中很难看出与社会、与人生有何联系。五四时期的学者从学术角度入手，对史学与社会、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们指出：“史之范围与价值，断不仅前事之记载；其在学术上之地位，与对于社会之关系，且远过其他社会科学也。”[③h]历史可以助成人类完全之知识；可以影响人类之心理；可以作人类进化之指导；可以促进人类共同之了解。五四时期学者是把史学作为一门积累人类知识和活动经验的学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史学在社会和人生方面的作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