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类推为逻辑基础的比较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当建立既严谨坚实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比较史学，把对历史关系的开掘推进到更阔大的视野中和更深入的层面上。此中问题甚多，这篇短文只就其逻辑机理的特性谈两点意见。
1.历史关系的对质参印
类比的最终的逻辑基础是事物的统一性，那么，历史比较方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最终也应当到客观历史事实、历史关系的固有属性中去寻讨。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丰富多采的，又是根本统一的；是互相关联的，又是不平衡的。由于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以至各个人的成长和演变过程是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才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历史比较；而由于它们的成长和演变，又是自具机杼、千姿百态的，呈示着多种多样的不平衡的发展形态、发展速率和发展程度，才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历史比较，更好地认识、把握它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类推，重在相似；比较，则兼重同异。因此，所谓比较史学，“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1〕
自发的简单的历史比较法，几乎跟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近代型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也在18世纪首先由欧洲启蒙主义史学开其端绪。不过，自觉的、系统的比较史学，则主要在本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由欧美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倡导起来的。其具体方式繁复多样，根据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分成三个类型。
一类是平行比较。它的应用范围最广。东北师大林志纯关于东西方城邦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马克尧、中山大学姜伯勤关于欧亚封建制度的研究，被比较的对象固然是彼此独立、平行发展的。美国学者艾森斯塔特的《帝国政治制度--历史上官僚社会的兴衰》一书，列举古今许多帝国的政治人事，分析历史上中央集权帝国发展和衰亡的结构；中国学者吴于廑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一书，考察亚欧大陆东端（中国、日本）和西端（英国）的农业经济和航海活动，揭示中世纪之末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基本态势和演变趋向，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实际上相互影响和渗透，关系相当密切，但上述专题研究并不着眼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某些历史变化的承续性关系，仍然属于平行的比较。
平行比较可以是现象的、过程性的，也可以是内在的、结构性的。按照当代著名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的说法， 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不象写作世界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象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全面的总体模式中寻找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2〕就是说，它既不是纯叙述的具体， 也不是纯思辩的抽象，它要“按照某种规范和范畴将过去组织起来”。〔3〕这样， 从过程比较方法转向采用基础更加广泛的结构比较方法，便成为体现比较史学之本性要求的必然的趋势。“比较方法实质上是一个处理解释性问题的工具。”〔4〕运用社会结构比较，一般说来，比过程、 现象的比较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可能获得更丰富的成果。
当比较从表象深入到内在结构，就牵涉到模型方法，两种社会结构的比较，往往也就是两种历史发展模型的比较。 德国学者M .韦伯（1864-1920）在三卷《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煌煌巨著中，比较了世界上几个大宗教的教义教规的差别和它们文化背景的不同，将其分划为四大类型：入世禁欲主义，以基督教新教为代表；出世神秘主义，以佛教、印度教为代表；出世禁欲主义，以犹太教、伊斯兰教为代表；入世神秘主义，以儒教为代表。由此探究它们的理性程度及其与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关系。这里的宗教类型，韦伯称之为“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与我们常说的模式、模型，颇有相通之处。范达人认为，“模式的建立与对模式的内涵、外延、变异的分析与掌握，是进行历史类型比较的前提条件”〔5〕；庞卓恒把西方“比较史学之父”M.布洛赫的比较方法称为“模式验证法”〔6〕， 确实都切中肯綮地表述了这两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
与平行比较相区别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影响比较。这种比较，植根于世界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不是简单的静止状态，也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彼此积极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联系都是以彼此联系的要素相互作用的这种过程为前提的。”〔7〕我们对历史的比较， 主要地不是剖析事物共时性的静态的迹象，而是要进而把握它们历时性的动态的变迁，探寻历史世界中的各个领域、各种层次的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多样性的实现。
拙作《六朝私家庄园与封建制的横向发展》以私家庄园作为考察的基本视角，为汉唐之间中原和江南两大农业区域地产经营模式的演变轨程，勾划了一个极为粗疏的轮廓。根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以及山东、四川、河南等地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砖和陶制明器，我国中原地区汉代即已出现地段比较集中、拥有陂渠设施、使用依附人口、实行多种经营的有组织的地产经营模式。随着劳动民众南迁、先进技术南传、政治中心南移，中原地区粗具规模的庄园经济在孙吴时期扩展到了长江以南的太湖流域。东晋南朝颁行占田制、占山制，江南的庄园经济更加普遍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山泽私有、经济自给、审美经营趋于强化，军事职能、宗族关系、奴隶制残余则趋于淡化。而北朝的庄园经济在均田制的外壳下，却加强了国家对地产经营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限制了私家庄园的发展，唐中叶均田制彻底瓦解，南北庄园经济才终于殊途同归。两种经济体制的“渗透、影响和合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封建地产模式--私家庄园，输入江南地区，在新的地理、人文环境中演化到更高的水平后，又反转过来向其发祥地输出和回归。”〔8〕这里就涉及影响比较的问题。
影响比较的视野，可以更微观一些，也可以更宏观一些。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人类社会各民族、各方面的联系、影响和依赖大大加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桑则行、樊元主编的《世界经济史》把15-20世纪世界各国经济作为一个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就具有这种宏观比较的历史眼光。许纪霖在《无穷的困惑》（上海三联书店，1988）中对黄炎培与张君劢两个知识者生平遭际、心态人格的评述，丝丝入扣，则又重在作微观的比较。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六章《比较方法》论及校勘，“一种史料有两种以上的本子，要作逐字逐句的比较……虽所争在字句之间，但对于史料内容的真切性，关系极大。”这种比较的视点自然更加精细了。
典型的影响比较应当是双向的，但材料所限或旨趣所归，也可以侧重于某种单向的影响。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一书，通过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历史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又映了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则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比较研究，强调中国文明为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创造了历史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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