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史学的职责与功能的角度来看，史论更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任何史学，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史学。所谓超时代的永恒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史学的时代性意味着史家通常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今天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人们并且为了他们而重现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状态的。而现代史学赖以实现其时代性的中心环节，便是史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能不说：史论正是现代史学的灵魂之所在。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为史家提供史学工作职位，总是为了让史家去为社会服务，而绝不是为了养活一些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历史兴趣而去“玩赏历史”的社会累赘。而史家作为社会的良知，也理所当然地应当为社会、为人类而服务。因此，象“新乾嘉学派”那样逃避现实、“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无疑是极不负责任的。而史家如果不能声称并确实努力为社会提供某种有用的东西的话，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社会重视他们、并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呢？同时，他又怎么能够从自己的时代中汲取新的动力、营养与灵感，以使史学获得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新发展呢？！
问题更在于，现代史学只有通过史论这一中心环节，只有使历史成为可由概念体系把握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才能真正实现其主要的职责与功能。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实际是在于：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家所面对的史学对象，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古代史家尚处于人类社会的较低发展阶段上，对于原始时代也很少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实际主要地只是同一种性质的文明--农业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主要地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如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阶段）。现代史家则处于人类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对于远古时代和世界历史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因而他们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文明，而已是不同性质的文明（包括采集狩猎文明--典型的原始文明）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了。这样，正是由此所规定，古代史家主要依靠对同质文明、同质发展阶段的某些历史事实的现象性的描述，再加上少许伦理性的史评，便足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史家则不然。现代史家的史学对象的高度多质化、多样化，以及现代社会对于科学理性的高度需求，均使现代史家必须从个别、特殊出发而又超越个别和特殊，必须研究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又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由此而使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呈现出某种深层的统一性或一致性，从而在理性世界中建立起一座从特殊的历史直接通达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桥梁，必须经过这座桥梁而实现深层的历史问题与深层的现实问题、深层的历史研究与深层的现实研究的内在的统一性或同一性，……一句话，他必须经过科学理性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经由科学的宏观史论，方能发现过去的时代与现时代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因而也才能在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中愈益广泛、准确、深入地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式、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才能为一切致力于静态分析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效地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即动态考察的领域，从而有力地克服由单纯的静态分析所难免带来的理论绝对化与缺乏远见和深度的毛病，克服由于缺乏广阔的历史眼界、深厚的历史感与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而产生的种种失误与局限性，才能以其综合性、全程性的动态考察分析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真正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主要基础学科与前沿学科（这种前沿性，只要看一看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看一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等等，就很清楚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类赖以认识自己的现实与未来的一种主要的和强有力的认识工具，真正使历史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变为现实生活的智慧，因而也才能使愈来愈多的人们由认识现实的兴趣而转向认识历史的兴趣，又由历史的认识而导向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并由此而使史学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取得应有的现实地位，真正克服和走出其目前的孤独与危机。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如果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或微观史学的论者所主张的“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之说对于古代史学来说还有颇大的真理性的话，那么，除现、当代史研究中的某些情况之外，它对于现代史学来说，则已基本上成为了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梦想。过去时代细微的史实本身并不会自动说话，--它只有在现代人向它发问时才会说话。而这种发问，这种探究--特别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探究，却正是历史学家所独占的研究领域与史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个领域中，史家不去说话，不去研究并发表自己的史论，而让本来并不会说话的细微的史实本身去说话，这便是失职（某些特殊情况除外）；这实际等于是让缺乏专门研究的读者自己去劳神，象一位史家一样去专心地研究复杂而深奥的史论问题，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史论，然而这不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一般原则，而且在信息爆炸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说，着力研究史论问题，无疑是现代史家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作者：张博泉 王家福 刘德斌 韩东育 王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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