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与传统史学不同，在新史学看来，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历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的收集者和考据者。年鉴派明确提出“问题史学”的主张，认为历史学家是从提出和形成问题开始自己的工作的。他在开始研究工作前已有明确的问题，已有符合当时历史学水平的有关自己专题的知识准备，已有适应当时时代和环境的历史思想。这就使他有可能不是无明确目的地去搜集史料，不是被动地任由史料的文本摆布。布洛克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12〕历史学家事先提出的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对所研究的文献的态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努力的结果，才使这些文献成为他的研究史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新史学家甚至说，史料是由历史学家自己“创造”的。这个意思是说，文献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只有当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目的地去发现，并尽可能地从中获取信息为自己的研究服务时，才成为有用的史料。新史学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既然历史学要深入全面地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活动和思想，那末，一切与人有关的，可以反映人的活动、思想、存在、爱好、生活方式等等的各种东西就都可以成为史料。不仅如此，新史学家还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提出问题的方法迫使沉默的史料开口说话，迫使那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提供有关创造它们的人和社会的信息。史料大都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的思想和活动的产物。因此，对待史料不仅应该经过考证辨别其真伪，而且应该研究创造史料的人的思想、心态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文化内容。如果前者是对史料的“外证”的话，后者就是“内证”。
总之，不论是史家与过去的关系，还是史家与史料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都把它颠倒了过来。这足可表明史学观念的根本变化。自然，史学观念的变化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方面。其他如对客观历史的综合研究，克服历史上曾经合理地把完整的历史分割成专题史的传统做法，以及打破与相邻学科的隔阂，实行跨学科研究等等。年鉴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之一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一，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二，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三，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13〕这三个基本思想，确如勒高夫所说，是相互结合的，可以很好地表明西方史学观念的变革。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在这三个思想中，第二，三个思想在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之前，一些新史学的前辈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涉及；而在第一方面，似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研究实践中都有特别突出的贡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变化只是新史学朝着同一方向的继续发展，是在不断调整中的发展。毫无疑问，在这发展调整过程中，西方新史学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注意，但这已是另一个题目了。
注释：
〔1〕参见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的《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2〕参见拙文《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等。
〔3〕例如， 美籍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把新史学的范型概括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派的范型》，伊萨卡1977年）；俄国历史学家古列维奇认为，很难说作为西方新史学主要代表的年鉴派有统一的“范型”（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莫斯科1993年）。
〔4〕参见斯通《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 载《过去与现在》第85期（1979.11）。
〔5〕参见霍布斯鲍姆《叙事史的复兴：若干评论》， 载《过去与现在》第86期（1980.2）。
〔6〕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页。
〔7〕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 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第126～127页。
〔8〕法国年鉴派-新史学大都对哲学理论问题不感兴趣， 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于与历史研究实践有关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很注意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层次上的理论探索。法国年鉴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之一勒高夫在同俄国历史学家古列维奇的谈话中指出：“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问题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299页）
〔9〕转引自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37页。
〔10〕史料考证本身的价值不能否定。问题是，考证学毕竟不是历史学的全部，而且也不是主要部分。这在今天更为明显。
〔11〕参见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2～39页。
〔12〕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66页。
〔13〕勒高夫同古列维奇的谈话，载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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