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大师，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历史文献学者诸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同古籍整理工作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总结出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至今沾溉学林，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古籍整理的正确态度
陈垣先生早年曾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爱国志士。特别是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身处沦陷区的北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并以史学作武器，表彰忠臣义士，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热爱自己的民族，以中国不会亡激励士气，堪为学界的楷模，刘乃和先生曾以抗战史学为题进行过全面论述。其实，陈垣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古籍整理方面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据郑天挺回忆，1922年陈垣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陈垣先生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学者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把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当作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以爱国和为国争光为出发点，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能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从而不断取得新成绩。
1929年5月27日，陈垣任燕京大学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时，在现代文化班上做《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他说：“中国史料这么多，使人感觉到无从整理的困难，就有人主张索性把这些史料统通烧了。但是这种焚书的办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决。我以为我们若是肯大家来想法子，把这些史料都弄成整个有用的东西，或很容易运用的史料，那自然也不用烧了。反之，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期，翁独健笔述）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垣七十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给予圆满的回答和解决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陈垣曾编有敦煌写经目录。这是二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时编就的，以《敦煌劫余录》命名，其悲愤不平之意非常明显。据刘乃和讲，当时陈垣在一些聚会上常与伯希和见面，且有通信联系，所以有些学者劝他不要用“劫余”二字，以免尴尬，但被他断然拒绝。
除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外，他还以大学者特有的学术感觉，指出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正确关系。
古籍整理本身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也把校勘古书作为一项专门学问，甚至终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同时，古籍整理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离开这一基础，许多学术研究将无从立足，更谈不上普及了。历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对前代典籍的研究整理，为我们今天能读懂古书，准确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但他们往往把古籍整理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和极致，从而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拓展和进步。如何认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与其它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工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如他研究避讳学，并不就避讳言避讳，而是在“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的同时，“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且进一步指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史讳举例》序）他把避讳学这一整理古籍的方法性学科作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令人耳目一新。他研究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等，也是把它们当作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辅助。他在《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古籍整理工作同这些工具性质的工作都是如此，不是无足轻重的，应当重视，这是他的一贯观点，并且身体力行。直到六十年代初，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陈垣先生，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能轻视资料工作》的文章，这是有感于当时有些人认为资料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工作不算科研而发表的看法。
归纳起来，陈垣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应为学术研究服务，这一观点是针对乾嘉考据学派而言的。同时他又认为古籍整理是一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工作，不应轻视，这是有感于时人的偏见而发的。
二、总结古籍整理的科学方法
陈垣先生治学注重方法，这与他早年学习西医有很大关系。1908年，他参与创建了广州光华医学院，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他亲自绘制挂图，并带领学生实习。这些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日后研究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三十年代的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注重总结、归纳和概括，注重逻辑演绎方法，强调实践和实证，乾嘉诸儒的考据方法已近乎科学方法，只是视野较窄。而陈垣先生以医学方法研究历史，选题精审，考证缜密，于纷繁的学术现象中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取得重大成就，确非乾嘉诸儒所能比肩。如他归纳总结出的有关古籍整理的方法实用性极强，影响深远，今天仍为文献学界所使用。
整理古籍主要通过标点、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翻译、编制目标索引、搞分类或专题资料汇编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使古籍恢复本来面貌，更方便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为普通读者服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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