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取向和方法论特征
在贝林开始其治学生涯时，美国史学界清算进步主义史学遗产的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致论学派”，构筑了一种以突出社会一致性和历史连续性为特征的美国史解释框架，使50-60年代美国史学为之一变。继之而起的“新左派”学者，则发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论和突变论，可以说是60年代社会思潮在史学界的映射。贝林在思想上似乎没有为这些思潮所熏染。这些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将历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而且为了应对现实挑战而不惜扭曲历史。这正是贝林所深不以为然的。
在历史观方面，贝林既无那种客观再现过去真相的兰克式雄心，又拒斥卡尔·贝克尔那种过去实在无法确知的悲观论调。一方面，他反对将“过去实在”和历史知识相互等同；同时又坚信表现过去历史的努力可以尽量精确和充分为目标。他认为，把握过去发生的一切和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乃是一切历史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注：伯纳德·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Bernard Bailyn,On the Teaching and Writing of History），汉诺威，1994年版，第7-8页。）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获得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是一个人超越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之外，看到更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的必要途径；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所以，历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注：贝林：《论历史教学和写作》，第12页。）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需要技巧、知识和想象力。（注：贝林：《论历史教学与写作》，第55页。）
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有着自觉而清楚的整体理论构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关注的是现代早期和现代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精神状态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三个"intersections"。（注：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29页。）他用的"intersection"一词，含有相互联系和交叉的意思，不妨译为“关联”。这三个历史关联各有侧重，第一个揭示的是美国早期史的重要性，第二个涉及的是美国历史起源的特殊性，第三个关系到思想史的复杂性，而三者的有机联结，构成贝林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他的全部史学研究，就是试图勾画这三个“关联”在历史中所展示的实际形态。
贝林所谓“现代早期”，是指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大转型的发端时期，而“现代”则是18世纪以来社会发生巨变这一历史时段。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用贝林的话说，就是表现为原来那个十分遥远的世界，变成了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注：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29页。）这个“关联”体现了贝林治史的时段定位和整体背景。他的研究重点，是17-18世纪的美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这正是人类社会出现重大的转折的时期，而美国历史的起步和发展，正和这一历史转折相契合，或者毋宁说是这一转折的产物。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全球性商业扩展以及由商业扩展所刺激和带动的政治与文化的扩张，使欧洲人口和文化扩展到美洲，白人社会在原为印第安人所独享的新大陆得以重建。这一历史运动的后果，早已得到充分显现，但它作为一个过程，却并不完全为今人所知悉。贝林曾从若干侧面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研究早期教育时发现，在北美的荒野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和规范迅速崩溃；适应美洲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各种因素组合为新的社会的过程；（注：见伯纳德·贝林：《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Bernard Bailyn,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纽约，1972年版，第3-49页，特别是第14-15页。）他研究过商人这个社会集团在新英格兰社会变动中的作用；（注：见伯纳德·贝林：《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Bernard Bailyn,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坎布里奇，1955年版。）他还从政治观念的传播和转化来探讨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注：见伯纳德·贝林：《美国政治的起源》（Bernard Baily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纽约，1968年版。）在谈到17世纪晚期各殖民地因英国“光荣革命”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时，他指出，这些政治事件乃是欧洲社会在北美解体的征象，是塑造美国政治起源的各种力量的重组。）（注：伯纳德·贝林：“弗吉尼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Bernard Bailyn,"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Virginia"）载詹姆斯·史密斯编：《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James M.Smith,ed.,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纽约，1959年版，第90页。）后来他转向人口社会史的视角，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揭示北美历史的起源。
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历来论者均未加否认。对于19世纪持“生源说”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说，欧洲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新大陆输送了文明的“基因”，由此而生长出来的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并无质的差异。在特纳的笔下，欧洲的影响被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阻挡在外面，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于西部边疆的开拓之中。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都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后来一些专门研究殖民地史的学者，把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归结为大英帝国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所产生的功能。贝林之关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美国历史的源流。在贝林看来，欧洲对美国社会有着发生学的意义，但来自欧洲的一切，只有在北美的新环境实现转化之后，才成为美国历史进程的有机成分。所以，渊源和转化，是贝林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联系时所使用的两个关键性范畴。例如，以往学者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起源时，通常把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作美国政治精神的内核。贝林并不否认洛克的重要性，但他看到，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派”思潮，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塑造意义重大。但是，美国人并未成为英国思想的传声简，英国的政治观念传入北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广泛传播，形成制约人们的社会性行动的思想意识。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形成于这一转化过程中。贝林对跨大西洋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理路。但较之观念的传播和转化，这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从欧洲涉洋而至的移民，身负其原来文化的因子，定居在北美的新环境中，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将这些文化因子重新组合，从而使欧洲文化在北美实现转化，形成新的北美社会。他曾选取1773-1776年进入北美的近10000名移民作追踪研究，探讨他们迁徙前生活如何、何以移居北美、最后在何处落户、怎样在新世界转变生活方式、最后的结局如何，从而局部地再现了从移民到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J.G.A.波科克构筑了一个“大西洋文化体系”，（注：见其代表作《马基雅弗里时代：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传统》（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贝林则试图建构一个“大西洋社会运动体系”。这个体系的完善，将使得对美国社会历史源流的探掘，得到了极大的深化。
由于贝林长期侧重思想史的研究，所以他对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力量之间的关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在他之前关于革命起因的种种解释，大多遵循单线因果联系的思路，将外在的和人们所无法驾驭的种种力量作为革命的原因。贝林所寻找的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其起源的过程；他把视线转向人，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恐惧和希望中寻找革命的由来。他的这种思想，有一个隐性的逻辑作为支撑，那就是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而人是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而产生，它不仅在思想上有其来源，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演化为一种思想意识（ideology），支配集体性的行动，（注：关于这一点的阐发，可参见满云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87-188页。）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变动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带动观念的变化。他对美国革命的起源的解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从贝林的这一研究取向可见，对一切历史现象的解析，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上面。这和马克·布洛赫的观点不谋而合，（注：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而布洛赫正是令贝林早年最为心折的史学家。（注：参见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30页。）有人批评贝林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属于唯心论，理由是他忽视了社会性的根源。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的误读，因为他从未否认革命的社会根源。（注：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威廉－玛丽季刊》第51卷第4期，第647页。）如果真有所谓“误读”，贝林对与思想意识交互作用的社会条件未加深论，则是“误读”的诱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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