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董仲舒是怎样阐扬《春秋》大义的
在《春秋繁露》的部分篇章里，董仲舒结合经文对他所认为的《春秋》中蕴含的“大义”作了深入的挖掘并加以阐发，这些东西就构成了董氏《春秋》学的主要内容。《春秋》的“大义”“究竟”有哪些，这当然值得研究：但在我看来，董仲舒究竟是怎样从《春秋》经文中剔发出这些“大义”来的，也有研究的心要。下面我们仅就几点“大义”略作探讨。
（一）仁。在董仲舒看来，这是《春秋》的头等大义。“《春秋》之道，大得则王，小得则霸，王霸之道，皆本于仁。”（《俞序》）因为董仲舒把《春秋》看作是“治人”之书，所以他就要寻求“治人”的根本精神和原则，其结论就是这个“仁”字。对于“仁”这个概念，董仲舒基本上是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定议以及孟子“仁政”的思路来理解的。“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何谓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具体到政治上，就是德政与爱民。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云：
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在阐发《春秋》经文中“春王正月”所蕴含着的大义：王者的作为要顺承天意，而天意是任德不任刑的，因此王者也必须推行德政。这种说教并不新鲜，重要的是这个大义是从《春秋》的经文中挖掘出来的。《繁露》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竹林》）“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王道通三》）“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同上）
行德政自然要爱民。董仲舒认为，《春秋》对于“苦民”、“害民”的举动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尤其是对于战争，都要给予谴责：
《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竹林》）
这是说《春秋》的“爱民”之义，是通过对所记事件的褒贬体现出来的。“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说《春秋》对这种事情采取的是讥刺与隐讳的态度，当然更不用说对“杀民”的战争了。《春秋》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另当别论；而董仲舒指出《春秋》遣词造句的讥贬之意，归纳出《春秋》对某类事件或褒或贬的一般规律，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董氏《春秋》学的重要内容。
（二）奉天法古。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这里指出了政治行为的两大取向。“奉天”就是顺承天意，按天的意志办事。“《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这一原则的论证，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是从分析《春秋》经文的字序入手的。“春王正月”本是《春秋》记事的恒辞，但在董仲舒看来，这几个字的次序也大有深意。“春者天之所为也”，故春在这里代表天；“正（月）”属历法问题，历法例当由王颁行，故“正”在这里可代表王的统治行为。把“王”字放在“春”“正”之间，是表明“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的意思。这种猜谜射覆般的论证乃是《公羊》学者特有的发挥经义的方法。再看“法古”。董仲舒说：“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楚庄王》）可见所谓法古就是效法先王之道。那么这个大义是怎样从经文中看出来的呢？“《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宣公十五年《春秋经》记载“初税亩”，同时又记载了“蝝生”（蝝是蝗之幼者）。《公羊传》认为所以记载“初税亩”，是因为有所“讥”。为什么讥呢？因为“税亩”违反了“古者什一而藉”的传统作法。当年鲁国又发生了虫灾（蝝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公羊传》就说是“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故董仲舒在其《对策》中总结说：“《春秋》变古则讥之。”在他看来，《春秋》是以同时记载“初税亩”和“蝝生”这样两件事来表明对“变古”行为的讥贬的。
（三）大一统。这里“大”是个动词，有赞成、推崇、张大之义。“大一统”是《公羊传》的主张。隐公元年《公羊传》曰：“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说所以要在“正月”前加一个“王”字，是为了表示奉行周王正朔，崇尚天下一统。对于战国儒者来讲，“一统”只不过是个理想；但到汉武帝时，天下一统早已成为了现实。因此，作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肯定要维护一统、宣传一统的。董仲舒的《春秋》学就是这样。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主要是从“尊王”的角度对《公羊》大一统的精神作了发挥。
天下一统要统一于天子。因此，大一统必尊王。尊王则是通过贬抑诸侯实现的。“《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王道》）这些原则是通过《春秋》的褒贬体现出来的：“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楚庄王》）此事在《春秋》（宣十一）里记作“楚人杀陈夏征舒”，而没有提到庄王，《公羊》及董氏都认为这样的写法是一种贬辞。按夏征舒是陈国的大夫，他因个人的私怨杀掉了陈国的国君，在当时被人目为“弑君之贼”。楚庄王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率领诸侯入陈杀夏，是为讨伐夏征舒的弑君之罪的，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伸张正义。“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春秋》为什么还要贬呢？因为楚庄王此举没有通过周天子，属于诸侯专擅行为。此外，齐桓公的“专地而封”（不通过周天子而封小国）、晋文公的“致王而朝”（践土之盟召周王前来），董仲舒认为《春秋》都通过特定的“书法”给予了贬斥，这样，《春秋》尊王的大义就凸现出来了。
（四）贵元。“元”字在《春秋》里用于纪年，每一个君主的第一年都称为元年，自古如此。《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似乎也并无什么深意。但董仲舒却在这个字上大作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