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强调在史料的整理和使用上应持客观态度。他认为整理和使用史料时应坚持实事求是，“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不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注：《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换句话说，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他反对主观疏通，认为“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是不可诚信的事。”（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因此，他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十分严肃审慎的态度，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傅斯年为此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或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
第三，强调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舍弃主观和武断。他认为，只有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事业，中国的史学方能进步，才能赶上世界史学发展之潮流。他觉得虽然我国史学史上自古就有广泛搜集史料，精心鉴别史料，力求再现史料真实性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有一些史学家不去采集史料，改进写史的方法，而是专门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写纪表书传。”（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还有一些人，凭个人主观意识曲解史实，依照理论观念斫饰历史，按照政治需要去写帝王家谱或写教科书，照这样下去，中国近代的历史学是不会发达起来的。
不难看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与主旨，唯在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头等重要性，强调史学研究应当论从史料出，不可偏离史料去放言史观，空谈史意，可见强调史料的客观性是他史学思想的灵魂所在。
三
基于独特的历史认识，傅斯年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也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研究方法。
受西方文化影响，傅斯年也强调事物的进化性，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俱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他强调历史学应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学科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3页。）那么，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如何取舍呢？他提出了“有用”的评价标准。他在《考古学之新方法》一文中指出，方法本身“无所谓新旧，所谓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鹜远，假定这个方法，用来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就是好方法，若是用来得不到新知识，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注：《考古学之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89页。）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非常注重史学方法的应用，他说：“假如有人问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他简明扼要地指出史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研究，他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觉得在处理任何一种史料时，都不可以姑妄信之，要对史料进行对比、鉴别、筛选。因为“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的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时间，每每取之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都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注：《史学与史料学》，《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页。）
傅斯年还继承了我国古代运用历史比较的优良传统，又借鉴西方比较史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将不同性质的史料加以对勘互证的八则比较方法，即：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经意的记载对不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他在许多学术论著中，经常使用这些方法。例如他在1935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论述远古中国东西部文化之不同，指出夷与殷在东，夏与周在西，遵循两部族的发展路线，推断中国文化史渊源与其分合，极富新意，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应该承认，傅斯年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
傅斯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想必然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有其显著的进步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对傅斯年史学思想及其方法的评价，只有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才能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冲突、碰撞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个时代是产生思想大家的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及近代化过程也必然要反映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变革、转型与创新过程中。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以及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也恰好是与近代学术思想界的发展过程相呼应的。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道路上闪烁着的众多史学大家的身影中，傅斯年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傅斯年关于历史学是科学的思想以及他对治史方法的细化和丰富，应该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他引入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家的观点，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肯定和发扬了科学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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