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提法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决定“别人怎样讲”的复杂性以及回应的多种可能性。要弄清别人讲什么就要决定哪些是字面意义，哪些是比喻意义，哪些是反讽和诙谐的模仿，哪些是类似压抑和克制这样的潜意识力量的介入以及哪些是文本或言语的潜在意义。它还要求我们对文本中那些具有投射性的层面保持敏感性。解构主义会指出在某些地方对话交流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因为某一文本或现象的创伤方面太过强烈，以致交流甚至于整个语言失效--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话都是无意义的，它只是对对话的局限性的一种认识。此外，激进解构主义倾向于停留在创伤阶段并通过动作或表演来宣泄创伤，这种方法虽然对创伤性的危机是必要的，但容易对如何消解创伤的问题产生误导。对话式方法并不假定在阅读和解释之间、诠释学和诗学之间、工作和游戏之间存在着对立矛盾。它在探讨过去事件的意义及其与现在和将来的关联时，将上述这些关系看作是值得研究的。这里，重构历史的努力本身引发了如何进行对话交流的问题。
对话式交流还引发了关于历史学、道德和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对话式的探索角度使研究范型变得复杂化了，并使我们对历史进行回应时（历史又总是对现在和将来具有意义），面临着采取何种声音，从何种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出发的问题。“我”这个字的使用在历史学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并且经常被限定在序或跋当中。而在文学批评和人类学著作中，这个字已应用得十分普遍，乃至于太普遍了。在任何情况下，它的用法都是模棱两可的或是含糊不清的。它打破了价值观中立的假象并将“客观性”（objectivity ）的可能和局限的问题提了出来。它也将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问题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但是它很容易强调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阻塞了其他的回应的可能性，例如集体的或是与政治相关的回应。主体位置的概念揭示了主体和主体性同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声音”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的或主体的问题，它并不局限在个人的心理或生理层面，而是同政治、道德问题密切相关。
对话式的研究角度提升了对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甚至是焦虑。因此有必要回到心理分析角度对这些关系加以研究。历史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包括同其他研究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移情（transference）的关系。（注：移情（transference），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将原来对某人某物的情感，转移到对另一人或另一物的心理历程，亦指在精神分析中，案主将他潜意识中压抑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第671页。--译者注。 ）弗洛伊德认为移情表现为一种重复的倾向，或是通过动作宣泄出来（过去的创伤被作为完全是当前的事情而释放出来），或是以更具批判性的方式消解创伤从而达到重要的变化和生活的再投入。弗洛伊德在临床中观察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这种移情性的重复，他认为这种关系在一些不受控制的、不够安全的环境中表现出来，例如成人的性爱关系或工作关系中。即使从这种狭义的、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上讲，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同移情有一定的关联（最典型的是教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和加以讨论，（注：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彼得·洛文伯格（Peter Loewenberg），《对过去的解码：历史心理学方法》（Decoding the Past:The Psychohistorical Approach, NewYork,1983），第45-80页。）但从移情这个词的广义的、基本的意义上讲，即将移情视为一种重复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从对研究对象的记录是对它的一种复制这一点上运用到移情的理论。这种广义上的移情关系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与其达成妥协--通过否认（例如在实证主义或关于纯粹客观性的概念中）、压抑（在那些避而不谈价值观念或将其边缘化的研究中，其结果却往往是发现这些价值观念又以密码或隐蔽的形式回来了）、宣泄〔例如在某些关于表演性或重新书写（rewriting ）的观点中〕、或者消解（这是与过去进行批判性交流的目标）。事实上，只要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如移情、压抑、否认、抗拒、宣泄、消解等）不是局限在个人心理或单一的临床环境，而是作为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的一种削弱，并同主体位置的理论相关联，它们就能够为重新思考历史学中的阅读和解释问题提供一些新方法。它们还为建立一种不排斥游戏、欢笑和狂欢（carnivalesque）的阅读理论奠定了基础。
作为总结，我愿再次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无可非议地在他们的著作中采用不同形式将对研究对象的重构和对话式交流这两者结合起来。事实上，同一历史学家的不同著作甚至同一著作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这种观点可以在不损害其整体性的情况下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它还揭示了对历史学的界限进行探讨的必要性，打破这种界限以及对历史学科进行重新定义将会为历史学本身带来许多丰硕的成果。最后，它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些主体位置的结合即使在超出了历史学的学科定义的情况下也是可行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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