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深知校书之难，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对史书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多有勘正，同时对指摘的失误亦有驳正。钱大昕在《跋石刻铺叙》中提到“秀水朱锡鬯跋讥陈思《宝刻丛编》援据不及是编”（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此书题名曾宏父撰，钱大昕认为“其《铺叙》诸石刻断手于戊申仲春，则淳祐八年也，若陈思之《丛编》成于绍定辛卯，计其年月乃在曾帖之前，何由得见而引之？”（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这样朱彝尊指责陈思不引曾宏父《石刻铺叙》就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何处？钱大昕指出，南宋有两曾宏父，“竹坨所举名惇字宏父者”（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绍兴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庙讳以字称者”（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乃是“王明清之外祖，《挥麈录》屡见其名”（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而撰《石刻铺叙》之宏父（自号凤墅逸客）”著书在理宗祐之世，相距百余年，其非一人无疑”（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钱大昕对朱彝尊的失误颇为感慨，“朱氏考稽号称精审，犹有此失，校书之难如此”（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然而，由于朱氏之失，后来“杭人刻《南宋杂事诗》径题此书为曾惇撰”（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可见缪种流传之易，更反衬出校书之艰。宋吴缜《新唐书纠缪》是一部有影响的校勘专著，纠正《新唐书》诸多错误，但仍有未纠正或纠之有误的地方，对此钱大昕有所补正，如《新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七年（801年），嘉王运薨。而《文宗纪》开成三年八月，又书嘉王运薨。……必有一误，而吴氏《纠谬》不及焉。予考宋敏求《唐大诏令》，载宝历元年（ 825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亚献嘉王运……则宝历初运尚无恙，谓卒于贞元十七年者误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本纪一事重书而年月违错》。）又如吴缜称“唐初未有麟州”（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新唐书纠缪》。），钱大昕则指出他“不知关内之麟游、河南之钜野，武德初皆尝建为麟州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新唐书纠缪》。），确实如此，《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记麟游县，“武德元年，改麟郡为麟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钜野县，“武德四年，于此置麟州，以是获麟之地，故以为名”，以上几例或辨撰者，或补正校勘之失，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通过充分的史实，从不同角度予以说明的，故证据确凿，勿庸置疑。
⑤注重版本。钱大昕了解版本优劣对典籍内容乃至学术研究的影响，他强调“经史当得善本”，而“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经史当得善本》。）。钱大昕撰《汉书考异》发现《汉书》存在一些问题，或讹或衍，并一一予以勘正，如“谓《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乐成下衍龙字。……《枚乘传》凡可读者，不二十篇，不当作百。《韩安国传》梁城安人也，城当作成……”（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这十几处讹误，是钱大昕凭借丰富深遽的史学知识发现勘正的，然而这样做难免有臆改之嫌，所幸钱大昕“顷见北宋景祐本，此十数处皆与予说合”（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这结果可以证明钱大昕对《汉书》的深厚造诣，也说明善本是多么重要，它既可省去不必要的考辨，也更有可靠性。钱大昕不仅注意阅读善本，而且也精通版本鉴别，娴熟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渊博知识，考辨版本的刊刻年代。如卢学士校《太玄经》提到以前“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又答卢学士书》。），看来卢学士视此旧本为北宋刻本，而钱大昕不以为然，他说：“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祐，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又答卢学士书》。）张寔称右迪功郎，迪功郎属寄禄官，其分左右一在北宋，一在南宋，加之结衔中有干办二字，这则是南宋以后才有的，这样即可说明张寔是南宋人，其所校勘的典籍当然刻于南宋。
由于钱大昕涉足历史文献学领域，基本上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因此他赋于历史文献学更强的学术性。
二
考异始见于《三国志注》，裴松之称其为“或同说一事而词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注：《三国志》卷末《上〈三国志注〉表》。）。考异作为史注的一种形式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将一事的不同记载抄录下来，可以保存大量史料，便于后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认识历史。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采用考异的形式，对不同的记载加以考辨，如卷五六（灵帝建宁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是于御座上。癸巳，大风，雨雹、霹雳”，对此，《考异》列《后汉书》中《帝纪》、《杨赐传》，《续汉志》，以及袁宏《后汉纪》有关此事的记载，最后因“《张奂传》论陈、窦，荐王、李与袁《纪》相应，今从之”（注：《资治通鉴》卷五六《通鉴考异》。）。这里罗列了不同的记载，是继承了裴注考异的传统，考辨不同记载的是非曲直，决定取舍，则是司马光对考异的发展，将考辨过程记录下来纂集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从而考异成为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为后世学者所袭用。钱大昕利用这种史书体裁，撰成《廿二史考异》，使考异又有了新的发展。
钱大昕自幼好读史书，发现自史汉迄金元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虽然“欲其条理贯穿，了如指掌”，但也估计到这“良非易事”。因考虑到“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最终撰成《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其实早有人对史书做过检阅评点，但其间有些问题，或是抓住本非作者之諐，而皆文致小疵，则目为大创，驰聘笔墨，不计其余；或是针对撰者褒贬自任，妄生疻痏，则陈义甚高，居心过刻，强人所难。对这两种态度，钱大昕皆不取，他以为“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于是他对史书存在的两方面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辨。
一方面是史书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对这类讹误，《考异》多有指正，如卷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孝文前元年，分为河间、都洛城。洛城当为乐城，监本作洛阳，尤误。”又卷二七《陈书·高祖纪下》“二年正月，北徐州刺史唱义之初首为此职。”《考异》指出“校书者不知昌义之为人姓名，妄于昌旁加口，又增一初字，浅陋可笑”。《考异》指出传本有误，或进而求得致误的原因，这些内容显然属于校勘的范围，这与裴注的考异不同，与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亦不同，又扩大了考异的领域，而且也继承利用考异“以备异闻”的传统，列出不同本子的异同，如卷五《史记·太史公自序》“戹困鄱薛彭城。《汉书》鄱作蕃。”卷二七《陈书·沈炯传》“字礼明。《南史》作初明。”这不同的字词多涉人名、地名，既不能武断地判其是非，而又关系到史实记载的客观与否，并列异同较妥。《考异》对异同不仅仅是罗列，也有积极地探讨，如卷四《史记·鲁周公世家》“作《禾》”，本源自《尚书序》，但又不同，《考异》究其原因，曰“《书序》为归，归有音。《论语》‘泳而归’，‘归孔子豚’，‘齐人归女乐’，皆读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发现史书的错误主要不是靠本子对校，而是通过史实考辨，如卷三二《周书·杨忠传》“乃拜总管幽、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剌史。案幽州与泾绝远，当是豳字之讹。”泾州在今陕西，幽州在今河北，确实相距遥远，泾州刺史之权力难以顾及，而豳州距泾州不远，幽显然为豳之误。又如卷四《史记·管蔡世家》“卫使史言康叔之德。据《左氏传》乃祝，非史也。两人同字子鱼，因而传讹。”《左传·定公四年》记蔡昭侯十三年与卫争长，“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其下记祝语则用子鱼曰，与《史记》所言同指一事。钱大昕根据《左传》的记载发现了错误，并指出致误的原因。还有一些错误是根据通例发现纠正的，如卷一六《三国志·马超传》“右扶风茂陵人。案两汉书例，唯官称左右，若称人籍贯，但云冯翊、扶风而已。此传云右扶风茂陵人，《法正传》右扶风郿人，两右字当省。又卷三一《北齐书·文苑传》“樊逊，本若龙驾虎服，此虎字后人追改。下文‘雕兽画龙’之兽，亦本虎也，校书者又不能改。”《北齐书》作于唐朝，当避唐讳，这是通例，不避讳即误，为尊重历史，后人不当追改。何况追改难免遗漏，就会产生不必要的歧义。钱大昕勘正史书的讹误，不论是以史实考辨，还是根据撰史的通例，都从研究史书的角度作了充分的考证，因而使校勘更富有学术性。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史书撰述本身的，但这类考异既不限于不同记载的罗列，也不限于考定不同记载的是非曲直，几乎涉及史书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记载不合史例。撰史一般都遵循一定的义例，但也常有违例者。如卷一七《三国志·虞翻传》“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案，河间、济阴二郡，不在吴封内，盖入晋以后所授官也，于史例不当书。”据裴注引《会稽典录》言，虞耸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言虞昺归顺晋，“在济阴，抑强扶弱，甚著威风”。耸、昺乃虞翻之子，附于翻传，故在晋的经历不当入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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