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在对宋金和战的问题上，注意对时势进行分析，指出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宋人“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金之善策”（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应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但他没有指出，议和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达成真正的议和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力量软弱的一方，一味主张议和，而反对抗战，不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议和。其结果，不但和议难成，还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导致国家的灭亡。消极被动的议和，实质就是一种投降行为。相反，在自己力量弱于对方的时候，力图通过议和以松懈对方斗志，从而争取时间，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和图强，以便在自己力量强大之后，寻找时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议和。这种积极主动的议和是不能否定的。只有积极主动的议和才会缩小双方力量的差别，和议才有成功的希望。事实正是这样，正由于南宋军民的抗战，沉重地打击了金人的势力，才使南宋的势力逐步强大起来，到了绍兴七年（1137）以后，南宋的力量有了一定发展，宋金双方形势开始向均衡方面转化，宋朝逐步有了超过金朝力量的趋势。但由于南宋统治者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发展大好形势，相反却迫害岳飞等抗战派，宋金形势转瞬再变为均衡状态。在双方力量均衡阶段，谁也消灭不了谁，议和就成为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议和也不错。但也有积极主动的议和和消极被动的议和之分。如果某一方在议和时不是完全放下武器，而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及时抓住战机，使和议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达成，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议和。反之就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议和。宋金绍兴年间的议和，就是宋金双方力量均衡的产物，议和是不能否定的。但南宋统治阶级执行的是一条消极被动“议和”的路线，使和议在不利于南宋的条件下达成（如宋向金称臣纳贡并失去陕西河南之地等），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赵翼看到了当时议和的必然趋势，是一种进步。他虽然没有指出议和有积极主动议和与消极被动议和之分，但他也认为南宋“未尝无可乘之机”，认为南宋没有抓住可乘之机，非常可惜，实际上已揭露了南宋统治者消极被动议和的本质。他认为，“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是一次重要的可乘之机。他指出，当时“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颎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郯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是一重大失误。这实际上是对南宋统治者消极被动议和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赵翼认为宋金“终归于和”是当时“时势”所决定的，所以，他又主张对议和之人做重新评价。王伦是当时主张议和的人物，并多次充当使者同金人商议议和事宜。当时，反对议和的胡铨曾提出杀王伦、秦桧、孙近等人，以绝和议之念。此后，王伦一直“被视为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赵翼认为：“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记其功，而悯其节也。”（注：《廿二史紥记》卷24《王伦》。）他认为王伦是一位有功劳有气节之人，主要功绩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王伦“奉使在建炎元年（1127），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凶焰正炽，谁敢身入虎口，伦独慷慨请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在无人敢于出使金朝的时候，王伦慨然请行，确实反映了王伦具有不怕死的精神。第二，王伦使金被扣留，向金人要求议和，后来往返宋金之间，商议议和之事，在绍兴九年（1139）年初终于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这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第三，金兀术撕毁和议，再次发动侵宋战争，王伦使金再次被拘留，“被拘六年，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其时，两国和议久成，化仇为好，即受金官职，亦非反颜事仇，况家本莘县，乡土已属于金，于私计已甚便，乃力据不受，甘被其缢死”（注：《廿二史紥记》卷24《王伦》。）。这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英雄，不应否定。
对秦桧的评价，赵翼亦未认为秦桧主和为非，但对他在金废弃刘豫之后，没有抓住大好战机，相反迫害抗战派的消极被动议和予以否定。赵翼认为，秦桧的罪过，主要不在于议和，“惟其心迹奸险，欲借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并把和议归为自己的功劳，“至动持人主，诛锄善类，流毒遍天下”；“尽揽威福，怀无上而觊非常”，具有“大奸稔恶之处心”。他指出：“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转为末减矣。吾故揭而论之，使之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认为秦桧的罪行不在于是否主张议和，而在于心迹奸险，擅权不法。
四、余论
赵翼治史，横贯古今，既考证又评论，于史学研究多所补益，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但也有人认为赵翼对宋金关系史的研究，观点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否定。笔者认为，赵翼对宋金关系史的研究，仍有许多高人之处。
首先，赵翼对宋金二国同等看待，不贬金扬宋，而是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去评论宋金之间的是是非非。这同以宋为正统、扬宋抑金的传统观念是不同的，无疑是史学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赵翼评论史事和人物不囿于前人之论，不流于俗人之见，注重实事求是。封建史家治史的通病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论，对传统观点视若神明，只能补充而不敢打破。赵翼治史时，不受传统观点所束缚，提出许多具有新意的高论，如上述对宋金“海上之盟”及赵良嗣的评价，对兀术致书秦桧的考证，以及对宋金议和的分析等，皆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赵翼治史“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注：《廿二史紥记·钱大昕序》。），而是“斟酌时势”，注重实事求是。这种治史精神，足资今天借鉴。
再次，赵翼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怕被世人所讥。他在研究宋金议和的问题时曾说，明代“邱琼山（邱浚）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桧之主和，未为失计，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把邱浚说成是党附秦桧。赵翼在研究此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与邱浚差不多，所以他说“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他明知道自己持此论也可能落得和邱浚一样的下场，被世人所讥或说成是秦桧之党、投降派、胡说八道等。但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不怕被世人所讥，并胸有成竹地说，“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赵翼对秦桧及宋金议和的评价问题，在其史著中可谓九牛一毛，如果删除这些论述，一点不会影响赵翼的学术成就，而且会赢得后世的一片赞扬之声。赵翼自己深知这一点。但他更知道治史应该实事求是，取信于后世。这就要敢于发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不应该害怕世人所讥而不去讲述自己的观点。这种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不顾及个人名誉的治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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