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口述史学的现状
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学的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这一点可以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印证：“所以那时（指50、60年代）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历史，那时当年在美国向胡适先生建议的。”唐德刚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校留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口述历史研究室，借此机会，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黄郛夫人回忆录》等书，特别是《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影响甚远。这本书真实地介绍了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与学术成就。首次在台湾出版便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被称为是研究和了解胡适具有“实用价值”的“名人自传”。
1958年，胡适回到台北，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次年在他和郭廷以教授的主持下，拟订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收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国民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将来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的口述历史计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至1998年已整理出版了70余种口述自传丛书，该所从1984年1月26 日开始，在所长吕实强的推动下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1989年12月27日，值该计划实行30年之际，又创办不定期刊物《口述历史》，据“发刊词”所称，30年间接受该所访录的人已超过160位。 （注：具体内容参看：《口述历史丛书书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9年2月。）
最近几年，台湾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转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社区史、学校发展史和儿童妇女史等方面。尤其是在社区历史研究领域中，普遍地应用了口述史学方法，而且都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台湾的口述史学一开始就采用了国际正规的做法，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毫无隐晦的是台湾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是相当薄弱的，也许，在台湾口述史学仅仅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不同领域的学者使用而已。
四、国外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口述史学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研究的适用范围是否广阔，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有极大的关系。比如中国独特的近现代历史，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便可以通过口述史学来研究，而且能够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许多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情况，并且极力想推动中国的口述史学市场。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始启动有关中国历史的口述历史项目。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最先开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1958年富兰克林·胡和马丁·韦尔布教授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记录 1911 -1949年期间中国国民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回忆[6]。 其中包括国民党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等国大使、外交部长、各省省长、国民革命军司令以及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工业巨头、文化名人，比如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副主席的国民党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胡适。访谈主要集中在他们的生活经历，这些访谈现都已转录，并且很多写成回忆录出版，在整个国际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学者杨天石先生曾经利用了这方面的资料，在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中介绍了有关陈立夫、张发奎的口述资料。而且受访者为访问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私人资料，包括日记、相片等珍贵物品。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非常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历史资料。上述资料，都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以说，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项目推动了台湾口述史学的发展，胡适等人就将美国口述史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台湾，并且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筹划了口述历史计划。从此，台湾的口述史学就走上了比较正规的道路，与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这一点与大陆不一样。
外国传教士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西的交流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但是如何更生动和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国外的同行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口述史学研究的方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研究所发起了一项中国传教士口述历史项目。这一项目主要是研究1900-1950年期间中国传教士运动的影响。采访的对象包括教育家、翻译家、医务人员、教师、部长和作家等等。他们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以及中国居住区与美国居民的相互关系。这些资料的“挖掘”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传教士研究的深度，同时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国外华人社区历史的研究非常流行。澳大利亚的华人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他们开始注重华人历史的研究和探讨。比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就设有中国历史收藏部，其中收藏有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黛安娜·吉思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很大的成就。她主持的战后澳大利亚华人口述历史项目开始于199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采访了80多位华人，其中包括第一批移居澳大利亚的先行者、华人社区的退休政治家、国会成员以及那些有名的华人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叙述不仅可以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而且可以从中得知他们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不同感受。正如吉思所认为的，口述历史能帮助他们详细地说明他们在特定时代的经历，而且可以追溯得更远，父辈们能回忆起他们的祖父母以及父母们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的子女们的成长过程。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推广到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于1995年和1997年分别出版了吉思的两部著作《唐人街那边》和《太空人、丧失的灵魂和龙》。其实在此之前，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澳大利亚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已经启动了一个澳大利亚-中国口述历史项目。60年代末，吉姆·奇曾经就他的父亲在中国和维多利亚采矿区的经历接受了采访，1978年这个项目还采访了悉尼中国社区的元老威廉姆·刘。这些访谈资料现都收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与此同时，很多外国学者也纷纷来中国从事口述历史研究。70年代珍尼·莫里森来华进行有关加拿大医学家白求恩的口述调查。（注：具体内容请参看：珍尼·莫里森：《漫步于竹幕后》（H.Jean Morrison:Stepping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Fall- Winter,1974,4-5.（注：“Bamboo Curtain”为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界过去对我国的诬蔑性用语））但是遗憾的是她的访谈非常不成功，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
1984年布鲁斯·M ·斯蒂文进行了一项有关“中国城市都市化和城市计划”的口述项目，他向建筑设计师及专家们做了采访，积累了一套录音磁带。采访的主题包括中国城市总述和历史的发展，解放前和解放后城市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目前，这些磁带和抄本等资料都保存在康涅狄克大学的研究中心里。同时，他还就中国口述史学的状况做了调查，其调查报告刊发在《国际口述历史杂志》。（注：请参看布鲁斯·M·斯蒂文：《中国的难题：寻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述史学》（BruceM.Stave:The Chinese Puzzle:In Search of Oral History in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History",6/3,198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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