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健步走进21世纪，并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辉煌，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来批判封建主义。20世纪在和封建主义的较量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动。但封建主义的影响还远没有肃清。源远流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封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这种惰性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使中国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这种惰性有时还表现得很活跃、很顽强，危害性极大。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开始了新学和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有收获也有反复，有时反复还很大。这说明封建主义在中国还很有市场。
160年前，当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主张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时，守旧派就加以反对，叫嚷学习西方“有伤王化”，认为“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只要有气节“御寇而寇可灭”，“御灾而灾可平”，并不需要学习西方。那么，什么是气节呢？他们说就是“忠信之士，礼仪之士”，就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庭。只要这种人多了，就能制胜敌人，什么“船坚炮利”并不重要。至于成千成万的抗敌将士，在洋枪洋炮的炮火中负节而死，并导致丧师失地，他们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19世纪70年代，当“采西学，谋自强”的口号提出之后，守旧派说，只有“崇重尧舜孔孟之道”，“颂经史、明大义”，才能“收民心、以固国本。”并说，习西学者“必皆无耻之人”，会导致“以礼义廉耻之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则叫嚷“祖宗之法不能变”，斥康、梁“离经叛道，惑世乱民”，叫嚷“翼教”、“护圣”。最后用武力镇压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由于没有触及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革命派内部一些人封建主义思想严重，一开始政权就落到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等人的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粹派也很嚣张，他们不但办刊物，拉队伍，反击新思潮派，而且勾结封建军阀，妄图把陈独秀、蔡元培赶出北大。
在五四运动之后，封建主义变换了面孔，戴季陶为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搬出孔孟之道，他说中国“所以成其久大，焕然文明者，厥为礼教。”并说“孔子宪章文武，中国文教，同为盛焉。”蒋介石更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本体就是《大学）的‘明德’和‘亲民’。”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和《大学）的思路是一致的。”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集“孔孟之道”之“大成”。戴季陶和蒋介石把三民主义用儒家的思想观点进行解释，不仅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一个倒退，而且是借用孔子的亡灵来充当在中国建立封建独裁政权的精神支柱，把资产阶级政权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进行统治。可知，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还相当有市场。顽固派可以用封建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革命派，而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用封建主义来对付马克思主义，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时，同样也搬出孔孟之道欺骗被奴役的群众，并为其壮胆。仅此几例就足以知道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清王朝败亡多少年后，仍然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阻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和农村实行基层政权建制，大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但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滞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一些党政干部，本应是人民公仆，一旦沾上了封建主义思想，并把封建主义和权力参杂在一起，其消极作用就更加突出。十年动乱从发动到整个过程，就带有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烙印。姚文元炮制并抛出《评海瑞罢官》时，就全党来说，就当时的党中央来说，大多是不理解或不赞成的。但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毛泽东，而我们党和国家，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的，正处在“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的时期。到“文革”前夕这种现象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绝大多数人不理解和不赞成的东西，也照样能推行，“文革”照样爆发。这场浩劫，其特征，一是造成新的最大的文字狱。二是迫害元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历史上汉、明王朝诛杀功臣没有二致。封建专制主义的重演，使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正因为“文革”的教训，邓小平在上引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要求党政干部“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在小平的号召下，80年代初期曾经对封建主义进行一些批判，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无声无息了。有人说批封建主义成了禁区，大约不至于此。然而，由于放松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社会上封建糟粕、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在全国许多地区迎神送鬼、修坟造墓，破坏了风景，占去耕地，闹得不可开交。在意识形态方面，什么新儒学，什么下一个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也唱得很响。当然，这股拉历史后退的势力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气候的，但搞乱思想、造成不良影响却是必然的，“法轮功”事件就是由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封建迷信引发的一场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封建主义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阻力，这大概很少有人会公开持相反的意见，公开赞扬封建主义的人也不会太多。但封建主义为什么还有市场，还能招摇过市，甚至批判不下去。或者每一批判就会有人出来阻止，充当封建主义的卫道者。这除了上述原因，即封建主义自身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存在之外，有几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也阻碍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其一，借口反对“全盘西化”，限制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主张“全盘西化”的只是个别人，而且一经提出就遭到激烈的反对，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潮。请看，历史跨进20世纪时，就有知名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章太炎等人提出“复兴古学”，目的是防止欧化，即反对被称为“醉心欧化”或“欧化主义的人”。并因此掀起一场规模很大的宣扬国粹复兴古学运动。那么，当时是不是真正出现了什么欧化主义思潮呢？回答是否定的，20世纪初年，“醉心欧化”并没有成为什么思潮。事实是19世纪末。由于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广大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清王朝失去信心，把眼界引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日本和西欧，向这些国家寻找中国的出路。于是就出现一些人“大购西书”，想把清王朝和西方各国作个比较，究竟其差异所在。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报予很大的热情。1902年4月， 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后来在《清代学术概沦）中还说：“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他在20世纪初，并先后介绍了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有影响的思想家达50多人给中国读者。其中包括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政治主张。在这期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确有很大发展，但并没有形成“醉心欧化”的思潮。国粹主义的兴起或多或少把矛头指向“全盘西化”或“醉心欧化”，这未免太牵强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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