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全盘西化”的提出是在30年代前后。1929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随后，在本体文化和全盘西化争论时，胡适又重申他“完全赞成全盘西化”。在这期间，1932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认为，中国“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和陈序经都是从中国文化“不如人”为出发点提出“全盘西化”的。实际上，由于“全盘西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风气，等等，这些东西怎么能全盘西化？这个概念就连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况且，胡适和陈序经，他们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推开，因为这个论调有明显的错误，伤及正统的中国人的自尊心，谁都可以不太费力气地批它几句，至于“全盘西化”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谁也没有认真去研究个究竟。但是，在近代中国利用批判“全盘西化”这个口号来抵制学习西方却是常见的事。封建主义的卫道者，他们认为堂堂中国，“效法西人”，就是“用夷变复。”主张复兴“孔子之道”，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才是“根本”。这始终是抵制西学的一张盾牌。
其二，国粹主义是抵制批判封建主义的另外一张盾牌。国粹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和糟粕，一律称谓“国粹”不许有任何触动。而辛亥革命前后的国粹主义者，把“复兴古学”看成是振兴中国的希望，他们说“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虚，文章之灵奥也。”指责批判封建主义的人是“糟粕六经、刍狗群籍，放弃道德，抨击仁义”，叫嚷社会一切变革、改造都必须以“旧学”为依据。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五四运动之前，之所以有必要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绝不是偶然之举。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阵营的一大批理论家，向国粹主义倒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康有为成了顽固的保皇党，维新时期的头号启蒙思想家严复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成员，而革命派著名理论家章太炎等人也因提倡国学、宣传国粹，越陷越深，终于走上了“复古”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没有任何触动，一切照旧。这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的历史根据。由于新文化的倡导者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封建纲常和封建伦理道德，指向孔孟之道，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国粹派的反击也很激烈，这些孔孟之道的卫道者，指责新文化的倡导者是“发狂似李贽，真人间之怪物”，骂他们是“背天反常禽兽”。当他们抵挡不住新思潮的冲击时，他们便勾结军阀政府向新派人物施加压力，逼蔡元培离开北京大学校长位子，逼陈独秀离开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妄图扼杀新文化运动。
其实，国粹派维护的并不是真正的“国粹”，而是维护封建糟粕，维护的是被鲁迅指责为“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对此，鲁迅在“随感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粹派犯了“祖传老病”，他们维护的不是国粹，而是生活在中国人肌体上的“无名肿毒”。可知，这些卫道者已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阻力，是历史惰性力量的一个部分。
其三，所谓针对性。主要是一些封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深怕批封建主义会失去他们世袭领地，本能的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但又必须找个借口，于是他们和历次新旧文化斗争中卫道者一样，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胡说批判封建主义就是批判谁某，就是不要传统文化。鼓动一些不明真象者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其实，反对批判封建主义的人，是很不明智的，是对国家对民族极不负责任的。鸦片战争以来160 年的历史证明，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至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封建主义都是历史进程的阻力。只有充分认识封建主义在当前的危害性，并切实地进行批判，肃清其遗毒，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才能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才能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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