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史学就有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和未来帝王政治提供史鉴的传统，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更将史学提升到指导帝王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高度。《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在作《春秋》时“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就是说孔子的著述宗旨本来是要制定一套王法，但他却没有采取正面论述的形式，而是把自己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蕴含在寓有褒贬的字里行间，例如他的历法思想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借论载日月的“书法”来表达，他把正礼乐的意旨寄托在记述列国诸侯朝聘的过程之中。《汉书》的说法代表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汉人对《春秋》的看法。《史记》以上继孔子《春秋》为旨归，司马迁的史书著述重点显然是放在作为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学术内容之上。也就是说，记述史事是“表”，史事中所寄寓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是“里”；史事只是载体，史事中的文化学术观才是精髓所在。因此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这个文化学术史是《史记》通史的灵魂，通史赖文化学术史而获得了生命，司马迁本人的全部人生期望值也都建立在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之上。把这个文化学术史观从《史记》的通史文字中离析出来，我们就可以对《史记》的内容、结构、主导思想倾向等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从《史记》内容来看，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大体上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对文化学术巨大价值的认识而注意论载历史上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人物；三是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指导下将诸子百家之学整合在《史记》学术体系之内；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将王官学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整合成自己的“一家之言”。此前学者们对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全面的讨论，显然这个重要问题被忽视了。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此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提纲式的讨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方家的批评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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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文化学术价值的认识来自两个途径：一是从自身发愤著书的痛苦生命体验中感悟到文化学术著述是士人补偿人生灾难、使自己流芳千古的最好方式，《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对此均有深刻生动的阐述。二是从孔子、战国诸子、汉代经师等先贤的文化学术活动中获得启示，体悟到学术创造是文化人以学术思想批评历史、指导现实和未来政治的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要强调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正值汉家高举孔子旗帜从事受命改制事业之际，因此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当王法”的风范尤其使司马迁认识到文化学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价值。
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学术建树的文化人作传，将立言放到与立德、立功同等重要甚至高于后者的地位。《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都是记载文化人生平事迹的重要篇章，其它传记中也程度不同地记述了文化人的学术创作活动。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儒家人物有孔子、晏子、孟子、荀子、孔子的几十名弟子、公孙固、虞卿、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以及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董仲舒、胡毋生等一大批汉代经师；道家人物有老子、关尹子、庄子、刘安等；法家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李斯、韩非、晁错、张汤及一批酷吏；墨家有墨翟；阴阳家有驺衍、驺奭、张苍；纵横家有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蒯通、邹阳、主父偃等；兵家有孙武、孙膑、吴起、司马穰苴、韩信等；名家有公孙龙子、惠子、毛公；杂家有尸子、吕不韦文人集团；术数家唐都、落下闳等等。司马迁对于历史上文化人著述之事随时予以著录，如《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胤往征之，作《胤征》”。《殷本纪》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汤征诸侯，……作《汤征》”；“伊尹……作《女鸠》、《女房》”；“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作《主运》”。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魏公子列传》载：“当是时，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司马迁每于文人发愤著书之处都特别强调，如《史记·平原君列传》载虞卿著书之事：“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论赞又说：“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虞氏春秋》在学术上并无大的建树，但司马迁却在传记中反复致意，刻意表彰虞卿在困厄之中奋起著书以自见于后世的卓绝精神，视虞卿著书为他生平重要业绩。《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更是历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以此来激励自己的著述事业。可见司马迁是将文化学术创造看作是历史人物垂名青史的重要手段，把文化学术著述看作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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