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史记》文化学术史观的终点。《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遗嘱：“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接下来又载司马谈之语：“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这两处文字表述了司马氏父子以《史记》上继六经特别是孔子《春秋》的学术宗旨。
根据前文关于司马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学术枢纽人物的分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司马迁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上古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王道文化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学术传统的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孔子删述六经特别是作《春秋》，这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拨乱反正期；第三阶段是战国秦汉的诸子百家之学和经学传记，这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分化发展期；第四阶段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这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整合期。
分析《史记》的“一家之言”，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这要从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大势讲起。战国时期的庄子学派曾将中国文化学术史描述成一个由统一到分裂的过程，从《庄子·天下》结尾处赞扬庄子学术“万物毕罗，莫足以归”的特点来看，庄子学派显然希望天下学术应该统一到庄子学说上去。司马迁吸取了庄子学派对中国学术大势的看法，但是他不取庄子学派以道家学说作为最高学术的观点，特别是抛弃了庄子学派对未来学术发展所作出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悲观论调。司马迁向往文化学术的回归一统，不过这种一统不是统一到经学某一派或诸子某一家，也不是另立新说，而是在孔子《春秋》的旗帜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将王官学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熔铸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这个“一家之言”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是服务于王业--总结历史上王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王业提供指导与借鉴。《史记》的大纲是十二本纪，而本纪是论载“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脱离政治的学术是毫无意义的。司马迁所心仪的孔子《春秋》就是一部“王法”，司马迁希望自己的著作也能够成为后人的王法。这是我们理解《史记》“一家之言”的基点，脱离这个基点来谈司马迁的文化学术思想，就会迷失研究方向。有人为了肯定司马迁而说他与统治阶级对立，有人为了突出司马迁的人文精神而说《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这些说法不利于《史记》研究。《史记》的学术思想只有一个核心：研究帝王应该如何治人，为封建帝王政治事业服务！
二是采用“见著行事”亦即寓学术观点于述史之中的表达方法。《史记》中有“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从正面表述自己的观点。但这种“太史公曰”并非司马迁表述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他的大量的政治文化学术观点是通过在述史过程中暗寓褒贬以及体例设置等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司马迁要作史，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孔子《春秋》笔法的影响。当然，这种表述方式为我们研究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增添了难度：阐释的空间太大，穿凿附会、随意发挥、主观猜测的成份也就在所难免。两千年来，至今还没人对《史记》的“一家之言”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其原因盖出于此。
三是比此前任何一家学说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早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古代的哲人就试图从本体论上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司马迁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超越此前史官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不局限于记载一两条或若干条嘉言懿行美德善政，而是从空前的宏伟规模上来总结过去的所有文化学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说，他不仅要总结人间王业的兴衰成败，还要从天人的联系上追究人间王业成败的根本原因；不仅论载历史和现实中的王业成败，而且要从历时的终始环节上探索因果联系。以如此宏伟的学术心胸来建构“一家之言”，其学术体系格局之恢宏，其学术内容之博大、深厚、丰富，就是极其自然的事。扬雄《法言·问神》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古今确有一些人认为司马迁是杂家，因为《史记》吸收了此前几乎所有文化学术思想的精华，《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无一不在司马迁的学术视野之内。司马迁是他那个时代读书最多、视野最广的人物，堪称是孔子之后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位文化昆仑。即以“厥协六经异传”而论，《史记》就吸收了《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国语》、《鲁故》、《鲁说》、伏生《尚书大传》、《欧阳章句》、《书序》、古文《尚书》、《易大传》、《杨氏易》、《礼记》、《士礼》、《周礼》、《孝经》、《论语》等今古文经传学说。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吸取前人的学术成就，对《春秋》家他吸收了公羊学关于获麟为孔子受命符瑞说、孔子作《春秋》以当王法说、君臣纲常说、夷夏说、推刃复仇说、纪异而说不书说、三统循环说、德治说、经权说、见盛观衰说、讥不亲迎说、见著行事说等经说，于《周易》他吸取了孔子作“十翼”说、《易》基乾坤说、通变说、刚健自强说、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说、革命说、原始反终说、厚德载物说，于《诗经》他吸收了孔子删《诗》说、“四始”说、《关雎》刺衰说、正考父作《商颂》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美刺讽谏说、攘夷说、《诗》长于风说，于《尚书》他采纳了孔子序《书》说、尧舜禅让说、厘降二女说、《洪范》五行说、《禹贡》治水说、草创帝制说、五服说、敬天保民说，于三《礼》他采取了孔子述礼说、五帝世系说、制礼作乐损益说、孝道说，等等，六经异传的精髓几乎完全被他融入《史记》之中。对诸子百家他也广泛采纳，他吸收了孟子的义利说、五百大运说，吸取了荀子的法后王说、礼因人情说、乐移风易俗说、自然情性说，采用了阴阳家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采纳了兵家的奇正说、兵者诡道说，吸纳了道家的清静说、以柔克刚说、功成身退说，采纳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说、人性好利说，等等。……司马迁以前和同时代的学者都难免学派门户之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而司马迁则超越了儒道互绌及一切学派争斗，他善于协调众说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化学术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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