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针对现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他在《国歌改造运动从国语须别四声谈起》一文中，讽刺国民党的党歌，唱的是“三民主以误荡搜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它的低能，低到打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万倍”，是“无聊的歌词，倒字的野调”。在《语言文字之演进过程与社会意识形态》一文中，在议及古代社会从“以贝计财”到“废贝为钱”时，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吏“总难免有‘行贿’、‘受赂’、‘贪脏枉法’的事情。”（注：《文史》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由此观之，吴承仕所写的这些文章，已经发挥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用。
第三、宣传抗日救亡。他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一文中，高度评价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运动：“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全凭着白的心，赤的血，显示出忠勇坚决的举动，作为全国民众的代言人，这至少不得不使敌人和准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注：吴承仕：《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载《时代文化》一创刊号，1936年。）在《北平文化界最近的动态》一文中，他认为：“当侵略者加紧进攻的时候，只有侵略者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除敌人外，自然都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朋友。”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联合广大群众结成抗战救亡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注：《时代文化》创刊号，1936年8月。 ）吴承仕的这些文章，如同匕首和投枪，刺向反动势力，尤其给站在爱国斗争第一线的青年们以鼓舞和力量。
第四，倡导教学改革。当时吴承仕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造国学系。首先在国学系的方向上，他明确指出，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所培养的学生应当懂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注：吴承仕：《本系的检讨与展望》，载《中大周刊》第56期，1934年。）。其次在课程设置上，也提出了他的创见，主张“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御用化的政治经济学，宗教化的神学、形而上学等。这些历史资料，不妨留待将来的专门家去整理和批判，暂时只有束之高阁罢了”（注：吴承仕：《关于华北的非常时期教育问题》，载《盍旦》一卷四期（署名汪少白），1936年。）。认为“一切科学皆是史学，于是欲治史学，必须先有历史观，欲有正确的历史观，必须先有进步的世界观。”因此，在原来所有的课目之外，必须“创设《社会科学概论》一必修科，作为认识的基本知识”（注：《吴承仕文录》，第227页。）。 他在强调学习《社会科学概论》时特意解释了文学、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们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看起来，就是历史，横看起来，就是社会”，“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研究、学习的目的在于“为了明了社会各方面体系。”此外，他主张除研究国学外，还要“兼习外国语文，看东、西书籍，融合贯通，自然是无可置议的必由之路了。”（注：《吴承仕文录》，第237页。 ）吴承仕所倡导的教学改革，改变了国学系长期安于现状、囿于旧法的状况，给国学系带来了生气，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注：参见胡云富等：《吴承仕传略》，载《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96-197页。）
第五、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他在《从毒化谈到游街》一文中写道：“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一个特殊机构，这机构是他们发动政治经济的剥削掠夺以及挑拨操纵等等的策源地。尤其是东方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所实施的最惨酷最阴险的毒化政策，这机构更展开它极大的作用和效能。”（注：《盍旦》第一卷第五期，1936年。）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点，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意识形态中宗教意识对于人民的麻醉欺骗作用。他在《圣诞节--半殖民地国家的宗教意识》一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的先遣队”，“确实的为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了调查、开辟、向导、侦探种种的职务”，他们“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上以交通官府，下以鱼肉乡民，形成一个广大和深入的社会基础，”辛丑条约的签订，“达到了加深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最高阶段”。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传入了西方宗教，如中国出现的“圣诞节”，便是适应帝国主义商品掠夺的需要，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化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帝国主义者用枪刺沾上弱小民族的血写成的。”“帝国主义者对半殖民地，一面施行毒化政策，一面又榨取商品利润。”（注：《时代文化》第一卷第四号（署名孙之桓），1937年。）吴承仕的这类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了无情的揭露，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著名国学研究者陆宗达先生说得好：“检斋先生深入国故而又能超出国故的治学态度，他钻研经学小学而又用马列主义哲学统帅的正确方法，他不忘遗产而又能立足当今的批判精神，他忠于科学并用来为党的事业服务的革命思想，不只在当时，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吴承仕的学术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和特点，概而言之，约有以下数端：
1、集学者和战士的品格于一身。 吴承仕作为学比乾嘉的经学大师、北平高等教育界的知名教授，对于治学和授业，从来一丝不苟，锲而不舍。他为了校勘辨伪，广查资料，撰写论著，可以整天整天地埋头书房，或伏案默读，或挥笔疾书。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放眼于“民族”和“人类”的大我，毅然走出那安静舒适的小小书房，以年近花甲的高龄，积极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洪流。他创办进步刊物，以笔代戈，批判敌人，批判旧社会，用以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军警刺刀、警棍、水龙的镇压下，他大义凛然，亲自参加“一二·九”的学生游行队伍，还和青年们一起步行到西山露营；学生运动发展起来了，他联系大学的教授，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反动当局逮捕了进步人士和学生，他不顾安危，千方百计地奔走营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进行战斗；北平沦陷后，他又去天津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不断为天津的地下抗日刊物《时代周刊》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的吼声，因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不幸染病逝世。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在他的同时代的名流学者中间，有的人提倡国故，有的人公开阻挠学生运动，有的人沉湎于明清小品和苦茶随笔，其情形正如鲁迅所说的，“‘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相形之下，在吴承仕身上无疑体现了最可珍贵的精神品质。
2、治学先从继承入手。吴承仕非常推重章太炎的学术成就， 认为章氏“对于语言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所以自己虽年过四十，仍“钦念本师章君之所喾敕”（注：《国学论衡》卷二。）。时人评他“笃守师说，翼戴绪论，罔敢或替”（注：参见吴承仕逝世时他家所发讣文中的《哀启》、《行述》，原件存安徽歙县政协。）。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从来没有墨守成规。如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上师生两人的途径和方法就不同。章主要是从王念孙父子、孔广森、黄以周那里接受的理论（这和其师俞樾是大有关系的）。而吴则是从徽州学派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诸乡先哲这里受到启发。此外，吴对章还有过具体的批评，如对章的《文始》，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4／10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看法。尤为可贵的是，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以后，“他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注：吕振羽：《悼吴检斋先生》，载重庆《新蜀报》1940年1 月20日第四版。），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重新研究经学和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列主义观点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由此可见，先从继承入手，然后批判发展，走出自己的路来，这是他对待学术遗产的基本态度。
3、博大宽厚之风。吴承仕虽是学界名宿，但为人很谦虚， 从不以学问骄人。他从来反对称他为“某某大师”，为此他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解释说：“太炎先生人称国学大师，但他从来是否认的。所谓国学本分“朴”“质”两学，太炎先生对我们朴学是有精湛研究和新建树的，太炎学识渊博，我只是从他学得一点东西，当听到人称我‘大师’或称我为“王”时压力很大，又无法解释，希望同学们免称尊号为好。”作为学者，谦虚主要表现在对待学术批语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方面。他很乐意人们对他的著作提意见，作好文章总请三种人看：请专家看，请同辈朋友看，请学生看。他的学生回忆说：“吴先生常让我看他的稿子。读他的文稿，是有要求的，要从内容到文字提出意见，意见不怕多，但偏偏不许说捧场的话。正因为他热情的鼓励，我也就敢于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即使是极不成熟的意见，甚至吹毛求疵以不误为误，他也从不计较。他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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