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湾通史》对保存和整理台湾文献史料有着重大贡献。
连横在准备撰著和正式撰著《通史》的过程中，博采群籍诸档，集数百部文献之所载，又访询老者，参证旧闻，佐以实地考察，为研究台湾历史录存了丰富的史料。他曾说：“曩者余惧文献之亡，撰述台湾历史”，[3]（p.38）可见其撰《台湾通史》有着文献学上的目的。 《台湾通史》的撰成对保存台湾文献史料，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自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以来，已过百余年，这一百多年间的台湾文献史料，积累已有不少，而割台以后，台湾文献因战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而颇多散佚。如连横所说，台湾“虽有方志，而久已散佚。……以改隶之际，兵马倥偬，档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4]。 他以保存台湾文献为己任，耗尽毕生精力，对“起自隋代，终于割让”这段历史中有关台湾的文献记载，第一次作了系统的搜集，“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4 ]其中他收集的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材料，实为全书最宝贵的史料之一。这些珍贵的史料大自独立宣言，小至当时通行的邮票，都在他收集之列。台湾文献史料，以汉族人民早期垦殖的有关记载最为可观，但这些记载多散于各地的笔记杂著之中，湮没不彰，不易为人们注意。而连横为了再现先辈们筚路蓝缕地辛勤开发台湾的历史，则多方搜罗，去伪存真，引入《台湾通史》中。
《台湾通史》不仅有保存文献史料之功，也有整理台湾文献之劳。最突出的是，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不时把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记载的疏误之处指出来，行文中批评余修府志对一些人物或事件“不及载”、“不备载”、“所载大谬”的文字颇为多见，这实际上是在编史过程中变相地做了文献校注的工作。其实，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他撰《台湾通史》，本身就是在整理千余年来有关台湾的杂乱无章的史料。
第二、《台湾通史》第一次对台湾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连横《台湾通史》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历史的史书，它第一次使台湾历史的记述和研究不再局限于方志学的范畴，而上升到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层次上来，其草创之功不可没！
如连氏所言：“台湾固无史也，康熙二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纂《府志》，略具规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后靡有继者。各县虽有方志，而久已散佚，或语多粗陋，不足以备一方文献。”“且《府志》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台、凤、彰、淡诸县虽有续修，局促一隅，无关全局，而书又已旧，苟欲以二三陈编，而知台湾大势，是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其被囿也亦巨矣！”[4]各家方志均系断代而修， 所载又多偏重于所谓王化之功，对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方面却忽视不记，例如各家方志在台湾对外关系史方面的所记极简略，对荷兰、西班牙侵占时期台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更是所载不详，对台湾历史上人民的抗暴斗争，则多有诬蔑之词。连横对此深有痛感，他曾叹道：“顾吾观旧志，每蔑延平大义，而以一贵为盗贼矣！”[5]对台湾历史， 需要有人来进行一番总清算，以还其本来面目；尤其是在日本占台后文献多亡的情况下，这一工作益发显得必要而紧迫。连横本着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中华子民的爱国心，勇敢而艰辛地承担了这一使命。
连横《台湾通史》摒弃了旧的帝王观。他批评“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所以，他要使《台湾通史》各志中“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在他看来，“国以人民为本，无民何以有国？”[6 ]这充分体现了连横所持的历史观是以人民为主体的进步史观。对台湾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台湾通史》都从其进步史观出发，作了重新评价。如对郑成功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清代方志、典籍多贬斥为“贼”、“寇”等，而《台湾通史》则将他作为民族英雄来对待，极其崇敬，对郑成功经营台湾以前活动于台湾海峡一带，被官方称为“海盗”的海上民间武装力量，连横认为许多都是豪杰义士，行为可嘉。《台湾通史》对被清政府诬为“贼民叛党”的事件，如朱一贵、林爽文、张丙、戴潮春等人领导的起义，都客观地认为是官方激压所致的“民变”。连横为朱一贵起义“追翻前案，直笔昭彰”，并说“蓝鼎之《平台纪略》中关于朱一贵之言‘固未足以可信’”。[2]（p.538）
修史不是件易事，自郑氏经营台湾至连横那个时代，“三百余载，无人能为此书。”在日本占领时期，编撰台湾历史不但困难，而且很危险，所以当时“三百余万人，又无人肯为此书。”而连横则担心台湾历史“将无以昭示后人”，[4]因而“毅然为之，抱其艰贞， 不辞劳瘁”，[7]终于撰成《台湾通史》，对约1300年的台湾历史， 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三，《台湾通史》是爱国主义史学研究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典范。
连横在日占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撰成《台湾通史》，目的就是通过著史，昭示台湾后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让后代子孙即使长期处在异国统治下，也能够了解到历史的真象。他在《台湾通史》“风俗志”序中就堂堂正正倡言：“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在当时敢如此畅言，没有点爱国胆识是做不到的。连横认为“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是乎在。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4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教，必先去其史。”[3]（p.38 ）所以他要通过著史以保存台湾岛上的中华民族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在《台湾通史》的字里行间。
《台湾通史》的撰成，还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想以征服者的身份撰修第一部台湾通史的企图，为中国史学界争了光。日本占领台湾后，其总督府曾成立台史馆，欲借殖民当局之力修出第一部系统的台湾通史。个别日本学者也想私自撰写一部台湾通史，铃村串宇就是其中之一。他到台湾，收集了不少史料，他说：“改隶以后，凡三十年，官犹不能具备之，而余十余年之志得遂焉，则天之独幸余乎？抑天将使余修岛史乎？”[8]然而，由于连横《台湾通史》的及时撰成并出版， 日本人的企图宣告破产。铃村串宇最终只得将所收寻到的台湾方志辑在一起，印成一套《台湾全志》，而且时间已是《台湾通史》首版出齐一年多后。日本总督府负责修岛史的伊能嘉矩也始终未能修成一部全面系统的台湾通史，仅在1930年刊成一部尚属志书的《台湾志》，又在连横《台湾通史》问世7年后，刊成《台湾文化志》3册。连横抱定“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信念，奋当著史，一片爱国苦心，不能不受人赞颂。
原文参考文献：
[1] 连横。台湾通史[M]，连雅堂先生家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 连横。台湾名人传[M].台北：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
[3] 连横。台湾考释[A]，序。雅堂先生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连横。台湾通史[M]，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连横。台湾通史[M]，朱一贵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 连横。台湾通史[M]，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 连横。台湾通史[M]，后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 铃村串宇。台湾全志[M]，序。台北：台湾经世新报社，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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