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1966），福建福州人。幼名子健，笔名邓云特、马南邨、向阳生等。我国现代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学者。高中毕业后，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相继在上海法政学院、河南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初，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多项行政工作。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兼任教授。著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和《燕山夜话》等，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政协代表。
一
邓拓的史学实践，主要集中于四十年代之前。抗战期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倾注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较少。但是，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邓拓的史学成就毫不逊色。在邓拓所涉及的史学领域中，尤其是经济史等方面，其贡献卓著，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纵观邓拓的史学实践，其成就首先表现于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中。
1937年6月，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邓云特。该书初以文言文写成，约25万字（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为文言文，后由作者用语体文改写，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增加附录，现二种版本并见。）。这是邓拓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三年的潜心研究后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邓拓生活的旧中国，灾荒频仍，民不聊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废怠民事，以至于经济凋弊，哀鸿遍野。目睹国难民怨，邓拓以国计民生为念，怀着满腔热诚，对中国救荒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写成了《中国救荒史》一书。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自然及社会因素的作用，时常有灾荒发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学者们往往对灾荒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对灾荒的形成及救荒工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以往的书籍大多简略、偏颇，缺少对灾荒、救荒系统而科学的考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卓识毕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透彻的分析，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灾荒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并且阐明了历代救荒赈灾的措施、效果及存在的弊端，以作为现实社会的借鉴，为中国救荒史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通览该书，可以发现其书的显著特点。
第一，写作目的、指导思想明确，认识深刻、科学。邓拓指出：“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它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注：《中国救荒史·绪言》，见《邓拓文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下同。）遵从揭示灾荒的社会病态和病源、探求防治途径的宗旨，正文各部分将历代灾荒的史实、救荒思想的发展、救荒政策的实施等内容逐次展开。由于对灾荒、救荒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邓拓将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的许多考证、论析，不仅极大地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 见《邓拓文集》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 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