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部落时代，有三种权力存在：酋长权、贵族权、部落成员权。酋长权和成员权出现得比较早，氏族部落中出现贫富贵贱，渐渐出现贵族阶层，随后也出现贵族权。
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出现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有待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亚洲民族的政治、国家形态多是走向集权的路、专制的路？西方（严格的讲应说西欧）则一般都是走向民主的路？希腊、罗马，政治上是民主的，贵族有权，平民也有权。对君权来说，贵族权属于民权方面。
近代更显著，欧洲（西欧）走的是民主道路。东方则走的是君主集权、专制的道路，民主制很难建立起来。当然，说西方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走的是集权的道路、专制的道路，是大体的划分，而不是西方只有民主，东方只有集权、专制，绝对整齐划一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西方也有专制，罗马有过暴君。中国也有过民主，有过共和，有过立君、出君，有过“天听自我民听”。但尽管有这些情况出现，仍不妨说东西方在国家形态上，在政治道路走向上，有民主、集权专制两种形态的不同，两条政治道路的不同。为什么出现这种分野，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也有人试图给以解释。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孟德斯鸠认为：
风气炎热的地区，其民则精神疲激，水土高寒地区的人民，形神交劲，有强毅刚果之风，故不畏难而轻冒险。炎国之雌弱，故常沦为奴隶；寒国之刚劲，有以保其自由。墨西哥、秘鲁，皆旧专制之国也，皆近于赤道。有以弹丸之地，犹能享其自由者，则近极地者也。（《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页357）
魏特夫把专制主义归因于水利灌溉。水利灌溉需要修建和管理，需要有组织者，专制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则认为古代公社是专制主义政治产生的根源。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中文版，第178页）
看来，东方出现专制和农业文化、小农社会是有些联系的，但从气候寒暖、水利灌溉和原始公社的继续来解释，说服力还是不强的。在历史上，东方中国也不是纯无民主。古代中国的禅让传说，就是古代氏族部落时代酋长由部落成员和贵族民主推选的反映。先秦时代，平民权和贵族权曾以国人、士大夫身分以各种形式和君权对抗。在对抗中，不断进行协调，最后这两权才逐步屈从于皇权、专制之下。从西周到明清，是君权逐渐发展最后走向专制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平民权、贵族权逐步衰歇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时代
平民在政治上还是有发言权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厉王时候的国人暴动。厉王暴虐，国人起来把他赶跑。此后十四年，国家没有国君，历史上称作“共和”。十四年后，厉王死在外边，召公等才拥立太子即位，是为宣王。据《周礼》等书的记载，周有内、外朝制度。外朝有一、内朝有二。外朝是朝万民的地方。《周礼·小司寇》条说：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郑玄注云：“外朝，朝在雉门之外者也。国危，谓有兵寇之难；国迁，谓徙都改邑也；立君，谓无冢嫡，选于庶也。”《大司徒之职》条：“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周礼》成书可能很晚，大约再晚不会晚于战国。无论《周礼》何时才编纂成书，书的内容决不会是编者凭空瞎造的，也使用了古代留下的材料。外朝制度，国有大事则朝万民于王门，它反映的是部落时代的部落成员大会，有大事则开大会讨论解决。
内朝有二，一在路门外，一在路门内。路门外的内朝，国君和三公、六卿大夫在此议论国之大事，亦称治朝或正朝。路门内的内朝，亦称燕朝。国君和左右近臣在此研讨和执行政务。（参看《周礼·夏官司马下·司士》、《天官·宰夫》、《秋官司寇·朝士》郑玄注、《夏宫·太仆》、《礼记·玉藻》、《文王世子》各条）
路门外称作治朝或正朝的内朝，是从氏族部落的贵族会议演化下来的。路门内也称作燕朝的内朝，是从酋长和左右办事人的会议演化下来的。氏族部落发展扩大，成员大会不方便，贵族之家的权力大起来。路门外的内朝成为贵族的权力机关。酋长向王的路上演化着，在王的身边成长起来一批出身不必高贵的新贵。燕朝就是他们和王商量办事的地方。民权、贵族权、国君权和反映三权的内外朝，在春秋时期还有史迹可寻。《左传》和《国语》里有不少朝国人以决定大事的记载。
《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作战，晋惠公战败被俘。晋国贵族瑕吕饴甥为惠公出主意，“朝国人而……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这是询立君的例子。《左传》定公八年，卫侯在和晋国的盟会中受辱，欲叛晋。他先召集贵族会，说：“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焉。”其后，卫侯又“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乃叛晋。”《左传》哀公元年，“吴人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是询国危。与楚与吴，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都由朝国人来征询意见，决定去从。春秋时期，国家有大事要征询国人的意见是因为国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有强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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