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历史著作中的虚构和想像问题
卢奇安在强调真实的时候，并不完全排斥诗人的想象与虚构，尽管它们“不是历史的本质”。卢奇安认为，“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卢奇安说，“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这里所说的歌颂，既指虚构和想象，也指不切实的浮夸和阿谀。前者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后者则应该抛弃。歌功颂德的浮夸，加倍地使人反感，这只能受庸俗读者的欢迎，而为有批评力的读者所不取。卢奇安列举了一些史家阿谀不实之词的弊病，如亚理斯托布鲁，为献媚亚历山大而夸大其词，结果反遭到亚历山大的唾弃。因此，卢奇安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虚构和想象，不能违背“华而实”的真实之美的风格，否则，美也就化为丑了。
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卢奇安的主张与中国古代史家的主张也不谋而合。中国古代优秀历史著作，从来不排斥必要的想象和虚构。像《左传》、《国语》、《战国策》，其中包含不少虚构想象的情景与细节，甚至神怪妖异描写。《史记》是最讲求“实录”的，然而这一类的描写也不乏其例。如伍子胥伏剑自裁前仰天长叹的一段话《史记·伍子胥列传》；刘邦之母刘媪梦与神遇，蛟龙加其身，遂孕高祖（《史记·高祖本纪》），但是，上述这些内容，并没有影响这些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中国古代史论家对这些虚构细节的作用有明确的论述。实录与虚构、想象，也就是历史著作文学化的问题，前举吴缜所说的“文采”，即涉及到虚构与想象的内涵。金圣叹把它称作“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读第五才子书法》）。“以文运事”是实录，“因文生事”就是想象虚构。对于《左传》中的神怪妖异内容和虚构想象情节，唐人刘知几就表示极大的赞同，称之为“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通史·杂说》）。钱钟书先生讲得更加透彻，他认为“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并总结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管锥篇》第一册）历史著作中的虚构想像内容，当它们成为历史事件中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成为揭示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及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显示剂的时候，它并不损害历史著作的科学性，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而卢奇安和中国古代史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三、史家主体素质和条件
信史对史学家的素质和才学有很高的要求，首先是对史家道德素质的要求。卢奇安说：“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历史家“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追求真理”，“不阿谀显贵”，是对史家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首要条件。其次是眼光和才能。卢奇安说：“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卢奇安还认为：“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搜集资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他批评了一些历史家舍本逐末的做法，是“不看蔷薇一眼”，“却只好奇地欣赏枝头的芒刺”。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史家主体素质的强化。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作为一个好的史官，不但要如董狐、齐太史那样敢于“不避强御”（《史通·辨职》），还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中王孙围说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实际上是以南（史氏）董（孤）为史德之榜样，以左丘明为史才之楷模。《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疏通知远，指的是识见，也即是卢奇安所说的“政治眼光”；博闻强识，指的是知识上的素养，属“后天的修养”。其后刘知几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章学诚主张“才、识、学、德”，且谓“才、识、学、德四者之中，以史德为要”（《文史通义·史德》）。随着史学理论的探索总结，论述是更加系统而全面了。
可以说，在对历史著作主体素质的要求方面，中国古代史家的认识与卢奇安是共同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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