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鉴别史料，正其讹误
在古代，学问分三个方面，即义理、文章和考据。义理是关于儒家经典、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文章是关于诗赋、策论、表章、制诰等文学才能；考据又称考证，是关于鉴别史籍和史料真伪及价值大小的学问。人们对义理、文章的重要性，并无争论，对考证的评价却大不一样：有人视考据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有人认为只有考证才是真正的学问。实际上，两者都说得有些偏颇。公允地说：没有考证而从事著述，宛如将大厦建于流沙之上，动辄就会倾倒；为考证而考证，则形同无的放矢，失去了考证的意义。所以两者都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考证和著述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了写好论著，必须搞好考证。
要鉴别史料，正其讹误，搞好考证工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搞清史料的确切含义，尊重史料的客观性。每一条史料，都有它一定的含义，只有领会其真正意思，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引用，否则与用了错误的史料并无两样。如明人陆琛《河汾燕闲》卷上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即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道）之先矣。”陆琛不了解废像、遗经乃两件事；一须雕，一须撰，这是后周武帝灭佛捣毁佛像、焚烧佛经的结果，他将“雕撰”误解为“雕版”，从而得出隋文帝时期已有雕版印刷的错误结论。
二是引用他书要检对原文，并尽可能地引用第一手史料。他人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由于传抄疏忽和校对不精等原因，可能会产生文字脱、衍、倒、误及篇目张冠李戴等错误，引用者一定要核对原文，以免以讹传讹。所谓原文，也有第一手、第二手乃至第三手史料的不同。第一手史料是指最早形成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据第一手史料而撰成的中料，以下依次类推。如研究宋史，《宋会要》是第一手史料，据国史、实录、会要等编撰而成的《宋史》是第二手史料，据《宋史》编撰而成的《宋史纪事本末》就成为第三手史料。一般情况下，史料总是越抄越错的，故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
三是要尽可能引用好的版本。一部史籍，往往有多种版本，所谓好的版本，是指雕版早、校对精的足本。如《筹海图编》一书，有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康熙本等，作者为明朝嘉靖年间出任过江浙总督的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在隆庆本中，作者还是郑若曾，从天启本起，已被书坊篡改为胡宗宪了。再如二十年前，史学界对宋江有否投降的问题曾经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几次著文否定宋江投降。后来有学者引用北宋末年人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一诗，证明宋江确实投降了朝廷。邓先生至此才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是错的。学问渊博如邓先生者因何连《忠愍集》也不知道呢？原来他曾经读到过的《忠愍集》是一卷本，没有诗一卷。这是不用足本而造成错误的一个例子。
四是要详细占有史料，才能去伪存真。史料是否正确，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这有一个深入分析、比较和研究的过程。为此，必须拥有足够的史料，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才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陈垣先生在论及自己如何做学问时，谈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一、凡事之传说，不论真伪，必各有因；二、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三、读书时遇细微异同之处，亦不可忽略。”（注：《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面提到宋高宗生母韦氏被俘时的年龄，据《宋史》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所载推算，是48岁，可是《靖康稗史·开封府状》却记载为38岁，这10岁的细微差别，往往容易为人忽略。可是一旦抓住了这个差别以后，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考证，可以证明《开封府状》的记载是正确的。宋廷所以要将韦氏的年龄增加10岁，原来是为了掩盖她在金国时再嫁女真贵族并生有二子的“宫廷丑闻”。看似一位后妃年龄记载的差异，无足轻重，却揭开了宋钦宗和被俘北去的所有宗室、后妃、公主、驸马所以不能返回南宋和绍兴年间严禁野史的真实原因（注：参见拙文《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载《文史》第39辑，1994年版。）。
五是正确采用反证、理证等方法来鉴别史料。为证明史料的错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举出一个与史料所言意思刚刚相反的证据，也就是反证。如汉文帝时，有人诋毁中大夫直不疑“善盗嫂”，直不疑回答说：“我乃无兄。”（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卷四六《直不疑传》。）真相立即大白，这就是反证。但是，在鉴别史料时能用上反证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情况是明知其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时只好用理证的方法，即以自己的学识积累为基础，按情理进行判断，以逻辑推理加以证明。如《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刊”与“纠”意思基本相同，从书名判断，两书当为一书。考《新唐书·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匡谬正俗》八卷，可知宋人为避太祖“匡”字之讳，或改“刊”，或改“纠”所至。
六是借助考古发掘来核实史料。如《战国策》卷二一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一句，《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却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过去人们对“触詟”抑或“触龙言”的是非一直争论不休。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类似《战国策》的书，整理者定其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在同一篇中作“触龙言”，证实“触詟”系“龙”与“言”上下两字连写所造成的失误。再如史书记载南宋京城有一座属于修内司的官窑，由于长期找不到窑址，人们对这条史料一直持怀疑态度。直到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附近找到了那座官窑，才证实了这条史料的正确性。
由于史书作伪的手段五花八门，史料错舛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所以仅凭上面所介绍的几种考证方法来鉴别是远远不够的。对具有较高史学涵养的人来说，还应该充分利用目录学、年代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和避讳学等知识来鉴别史书的真伪以及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大小。如某一史籍是否是伪作，一般可通过目录学、版本学和避讳学的知识加以鉴别；书中内容有否为后人所增改，可以通过年代学和避讳学的知识加以鉴别；史籍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官名和常用语出现了错谬，有时可从避讳学、训诂学等知识获得鉴别。这些考证方法更科学、更理性、更有效，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详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