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白先生明确地提出这部通史的目标是：“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白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322页。）
其次，白先生一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强调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规律，去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 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75页。）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中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部分期；在封建社会各个阶段，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的分析，等等。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体现了这些论点，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丰富了。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确定了要多层面地反映历史。不仅要写出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的趋势和阶段的特点，而且要反映出各个时代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等。还要写出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辩证关系。经济条件等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而个人的活动能够局部地改变历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结果；经济条件等的规律性，也往往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自觉地、明确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以白先生这一观点为指导，才有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内容宏富恢廓的巨著的撰成。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白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历史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要给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活动与贡献以充分的重视，以利于加强今天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列为这部12卷巨著之冠，是首先论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撰述中予民族史以这样高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见的。白先生根据他长期的研究和思考，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79页。）不应当把历史上皇朝的疆域作为今天撰写中国历史的范围，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如此等等。因为，“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81页。）他又阐明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先是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1页。）“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8页。）白先生在《导论》卷和其他文章、讲演中，还一再强调指出历史上不管汉族或周边民族统一意识的增长。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论述，也继承并发展了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得出了极具卓识的论点：“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页。）“尽管出现分裂阶段，但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统一的。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东吴在江南，刘备在四川，都是割据，但这三国无论哪一国，都自认为是正统，都要统一中国。这就是说，三国时期，尽管三国鼎立，但统一的意识却是共同的。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北朝自认为他就是中国，南朝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南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北朝应属他所有。所以当时的历史家，北朝称南朝为‘岛夷’，不承认他是正式政权，南朝称北朝是‘索虏’。这两种称呼带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样反映了统一的意识。”（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3页。）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界曾经有两派意见，争论不休。有人说民族关系主流是友好、合作。有人则认为主流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至有时发起民族战争。白先生则从历史的全局和总的发展趋势看问题，提出民族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期，民族间关系很好，这主要是说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好。很好的时间还很长呢！但不能否认，也有些时候搞民族战争。对各民族不公平待遇，也是很显著的。但这些也只是一时间的现象。……从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48页。）上述白先生关于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处理，多民族的统一在悠久历史中的逐步发展，统一意识的不断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等观点，对于史学研究均具有指导的意义，也保证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在记载民族史、反映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上有鲜明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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