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通鉴》作为中国古代集体编书的优秀范型，为今天史志工作者留下的启示，当然远不止上述六个方面。
清代章学诚曾提出“志属信史”的理论主张，此即显示志家一样担负着传承历史文化的天职。因此，今天参加修志实践的志家学者，在从事撰述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力量的较量，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写出有份量有质量的志稿，而且更要在志稿完成的过程中，创造真正属己的人格精神。伟大的人格是与伟大的作品相联系的，这是司马光人品与作品统一昭示的真理。反之，粗制滥造、庸鄙浅俗的作品，只能导致自我人格的否定或丧失，是生命精神及意志力量的失败。所以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即是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而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亦必须维护志书的学术尊严，撰之古今中外，大凡其人其书，或褒或贬，皆各有定位，原因即在于此。
志书无论今古，多数为集体修纂，因此每一个参与者，都应主动承担自己分工的部分，如同二刘一范那样，相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认真写出有学术水平的初稿，同时注意相互间的灵思引发，心智激荡，在配合默契因而具有创造性生机的境域中，把理想与价值落实在具有人间温情的合作事业上。科学史的经验表明，群体性的具有相同研究范型的人才，总是成批涌现在开放、挑激、引发、鼓励、竞争的机制环境中。每次阅读历代史志之书，最感慨那些无名氏的奉献，他们尽管默默无闻，各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多数遭受着时代的不公平，然而集少数为多数，对志乘事业的作用和影响仍不可忽视。他们实际已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具有深长意义的志乘事业。
时代需要重新历史性地领会自身民族的精神世界，新时代的志乘事业，更需要司马光式的总纂人物。瞿宣颖特别强调一切学问，以贯串为难，史书无贯串之功，即等同堆积一大堆无用的史料，只有经过主修分擘综辑，才可能有活泼详尽之史志。设想如果仅有二刘一范而没有司马光，如何能有《资治通鉴》这样的不朽名著？正是由于司马光践履了自己的史家职责，认真进行分擘综辑的贯串工作，才使《通鉴》避免了百纳被的弊病，成为一气贯通的结构性完整著作。司马光峻立崖岸，总揽纲要，风声所树，人人知为圭臬。他作为主编留给我们的诠释学提示，就是时刻不忘志家之神圣位置，以主动自觉的精神传导全局，形成新的群体修志的规范，使集体协作如出一人之手，再创领袖时代的名志，不断开拓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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