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纵论孔学
赵先生研究先秦史，还有一个突出的重点， 是关于孔学的研究。 1992年出版的《孔学新论》一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独到的见解。此书包含11章，它们是：孔学与儒学，孔子的生平简介，春秋末期鲁国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孔子的阶级立场，孔子的政治学说，孔学的核心“仁”及“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方法论，孔子与六经，孔学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传人，孔学在我国传统文明中的地位，孔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孔子。关于此书的缘起，作者在后记中写到：
我从五十年代起开始写有关孔子的文章，文革期间停笔，八十年代又继续写了几篇。由于近年来关于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又热闹起来，我又写了二三篇有关孔学在这方面的文章。去掉五十年代的旧作，加上这些新作，集为这本小册子。……我的见解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但我认为不同意见尽可争鸣，我也不认为我的意见就有什么独到之处，所以衷心欢迎大家的批评。抛砖引玉，有厚望焉[13]（P1）。按照我的理解，作者说的“和通行的一般人看法不大相同”，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这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作者不赞成儒学现代化的说法。赵先生针对“儒学应当现代化”的提法，指出：“现今在大陆与海外都有新儒学的出现，虽然主张并不相同，但用西方哲学家的唯心哲学重新解释孔子或其他儒者则是一致的。我以为儒学这样现代化就等于创立新的学派，而不能算是儒学特别不是孔子之学了”[13]（P9）。作者从儒学发展史进而论证自己的见解，认为“各个朝代都有它独特的儒学”，这些不同时期的儒学“变得只有面目上的相似，本质上距离孔子学说不知相差有多远了”。作者明确地指出：“孔学能自成体系，独立存在，用不着现代化。如果勉强要把它现代化，反倒成了四不像，等于取消了孔学”[13]（P3）。
其二，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特点的认识。赵先生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有二：一是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另一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自周初到战国，这样的思想占我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战国末期，老庄哲学出，才有人向它提出挑战”[13]（P164）。他还认为：“孔子学说把政治、道德、教育三者统一起来，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真是极高的远见卓识”[13]（P150-164）。 儒学研究已经热了一二十年，但像赵先生这样言简意赅地概括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和本质，的确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张岱年先生在本书的序中称赞这些见解“具有科学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赵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应当强调的是，赵先生论孔学，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一方面他不赞成儒学现代化的提法，一方面他又认为“孔子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以专章进行论述，结合当今世界各国的实例，阐发了孔学中的集体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现代价值。作者在这方面的论点和有关论述，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其三，作者提出了评价孔子的方法论原则。赵先生指出：“过去对孔子，不是捧得太高，就是贬得太低，只有今天我们才有条件对孔子作一个历史主义的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他认为，在认识和评价孔子方面，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评价的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还是后人理想中的孔子？”作者举出西汉公羊学和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孔子学说，可见“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儒学，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孔子”。认清这一点，对正确评价孔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今天中国如何看待孔子。”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论证了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努力澄清人们对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误解，认为“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对于今天我国还有很大影响的只有儒家思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认真分析哪些思想在今天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这是我们在谈传统文化问题时必须认清的”。作者认为：“不论从继承我国传统文化来说，还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孔子学说都会以去粗取精的方法保留下来，而且还会发生有益的作用。主要理由是：孔学是中国民族性的产物，它的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性之中的。”赵先生还从历史与现实中举出实例，来证明他的上述见解[13]（P150-164）。
《孔子新论》部帙不大，但它反映了赵先生对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的自成体系的认识。这些认识，是他数十年研究的结果，既有突出的学术性，也有鲜明的现实性，都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四、读史与爱国
这是赵先生在治史中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论点。近些年来，总是有一些人对历史学不太理解，以致还有误解，认为历史学同现实无关，甚至对现实无用。这种误解之所以存在，说到底，是文化素养不高的表现。此外，许多年来，还有另一种误解，即认为重考证工夫的史学家，是同史学的经世致用无涉的。这后一种误解，不仅来自史学界以外的一些人们，在史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这两种误解，都有碍于对历史学的正确认识，从根本上看都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
这里，我想到了乾嘉时期的一些考史学者，比如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人，他们并不是不讲经世致用的。说他们不重视经世致用，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公平的。说后来推崇乾嘉考据之学的人也不重视经世致用，同样是不准确的、不公平的。赵翼是著名的考史学者之一，其经世致用思想是很突出的。他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写到：
……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浸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14]（P1）。赵翼自谓是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和“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评论他的书的人则称赞此书“其言有可用者”。大凡读过《廿二史札记》的人，都知道这些话绝非虚言。
笔者之所以要写出这些话来，一则是希望有上述误解的人能逐步消除这种误解；再则也是表明我重新学习赵先生的论著后所得到的新的收获。赵先生重考证之功，治史以考证见长，这几乎贯穿于他的整个著作之中。同时，赵先生又是一位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史学家。他执着于历史学的神圣使命，上文讨论他论孔学，已可见其时代感、使命感的强烈，他把读史同爱国看成是密不可分的事情，更可显示出他对历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深刻见解。
1985年，赵先生发表题为《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长篇论文，深刻地和有系统地阐述了读史同爱国之间的关系。赵先生从一个切身的实例出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他写到：
1980年一位美籍华人教中国史的教授来京，对我说，外国人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又是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古代的文明国家里中国是先进国家。但仔细想一想，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他们的国家、民族、文化都改变了，或泯灭了，只有中国这个民族、文化没有消灭，一直传到现在，而且在发扬光大。这里有许多值得外国学习的东西。外国人都这样看，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看呢？我想这真是我们学历史的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15]。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赵先生却是从三个层面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是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历史，二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看自己国家的历史，三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应作何考虑。也就是说，这不只是史学和史学工作者的事情，这也不只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事情，这还是涉及到如何看待全世界的历史文化、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问题。惟其如此，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国史学工作者如何思考自己的工作，也就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和价值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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