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业性讲史之所以兴起于宋代，是和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时代发展在史学中的一种反映。北宋建立后，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削平了南北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战乱的局面，完成了统一。此后的三百余年，尽管先后有来自辽、西夏和金王朝的威胁和侵扰，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与唐末五代相较，宋王朝内部相对安宁。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述北宋时的情形是：“太平日久……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序》中说，南宋至理宗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在这种较为安定的环境中，经过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努力，宋代的农业、手工业逐步发展并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都市商业，日益走向繁荣。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为例，北宋时的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注：《东京梦华录序》。）。除城中随处可见的小店小贩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型交易场所。参加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有的地方，“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宋代以前城市中那种坊与市即市民居住区与交易场所绝然分离、限时开闭的传统制度，也由于商业的发展而被打破。汴京城内店铺林立，与民居交错杂处。商店的营业，小贩的叫卖，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出现了通宵营业的“鬼市子”。不少交易场所的“夜市”，自暮及晓，始终十分热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二，《酒楼》；卷之三《马行街铺席》。）
南宋首都临安的商业，其繁荣程度又超过了北宋的汴京。宋人灌园耐得翁感叹说，当时的临安“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临安城内，“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注：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道：“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注：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塌房》。）又说：“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宁和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茶市酒楼及各种店铺遍布城中，“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注：《梦梁录》卷十三，《团行》、《铺席》。）夜市之热闹，也超过了北宋汴京，所谓“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注：《梦梁录》卷十三，《夜市》。）
商品种类的增多和交易数量的庞大，市场特别是都市市场的兴盛，商品交易在空间与时间范围上人为限制的被打破等等，使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走向了空前的繁荣，使它由此前的古代型商业“转向于近代型，具备了近代都市商业的各种色调”（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五章《唐以后的历代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同时也使一些此前并不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转变为商品。 吴自牧在《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里所列举的南宋临安街市上经常买卖的近三百种商品中，相当一部分在宋代以前并不用于交易。与此同时，许多原本不具有交换性质的非商业活动也进入了商业领域。如此前作为民间日常娱乐活动和文人文字游戏的猜谜，到宋代进入集市，成为一种商业交易活动。一些在制谜和猜谜方面具有特长的人，出于谋生的需要，以猜谜这种娱乐形式在市场上换取“来客”的钱币。这种进入商业领域的猜谜活动，在当时被称为“商迷”，从事商谜活动的人被称为“商者”。他们“先用鼓儿贺之”，作为开场来吸引观众，“然后聚人猜诗迷、字迷、戾迷、社迷”，且有“道迷、正猜、下套、贴套、走智、横下、问因、调爽”等形式供“来客”挑选。（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都城纪胜·瓦舍从伎》。）此前只用于教育后代、传授历史知识、总结统治经验的讲史活动即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进入商业领域，在集市或临时的“场子”中进行交易，成为讲史活动中一个新的类别--商业性讲史。如“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从事政治性讲史的“王六大夫”，在离开宫廷之后，为了谋生，利用自己“讲诸史俱通”的特长，进入瓦市中讲史（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把原来的非商业性讲史转变为商业性讲史。可见，宋代商业特别是都市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为商业性讲史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我国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活动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出现，它是下层民众了解历史发展、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但是，在宋代以前，它是一种被称为“街谈巷语，道听塗说”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讲述者是那些所谓“闾里小知者”（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即普通民众中对历史传统和历史知识了解较多的人。他们并不以此为职业，不用讲史换钱，不靠讲史谋生，而只是利用劳动的间隙或其它空闲时间，向街坊乡邻特别是青少年讲述前辈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以满足这些人对历史的兴趣和了解历史的愿望。他们都是非职业的民间通俗讲史者。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在民间，以讲史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开始出现。这些职业通俗讲史者，在北宋时期，可考者有汴京瓦市中的讲史人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霍四究、尹常卖等。（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在南宋，仅周密《武林旧事》中载录的临安瓦市中的讲史者便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陈进士、陈一飞等23人。（注：周密：《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他们不计春夏，不分秋冬，从早至晚长年累月地在瓦市中讲说史书。《东京梦华录》中“不以风雨寒暑……日日如是”，《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说的便是这种情况。（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这是仅限于汴京和临安两地见于记载的职业通俗讲史人，其他城市中以及游走于小镇乡村间的职业通俗讲史者，当不在少数。职业通俗讲史者的出现，使此前只是偶尔进行、三五人随意围坐听讲的民间通俗性讲史，成为拥有大量听众的规模可观的经常性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
其二，通俗史著的产生。我国史学发达，史籍之多，浩如烟海。但是，在宋代以前，所有史著，无论官修还是私撰，也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还是学术的需要，其修撰目的都是供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阅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班固《汉书》问世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注：《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便是这种情况的很好说明。传统史著的这一特点，使它们在内容、形式和文字表述上都远离大众，无法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发展，听众日益增多，职业讲史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讲述内容也日渐丰富、多样，单靠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已经无法满足通俗讲史活动发展的需要，作为讲述依据的讲史底本的出现和逐步完善成为必然结果。由于商业性讲史所面对的是普通市民和广大下层民众，而传统史籍在内容、形式、文字表述上的“庙堂”特征，使它们不符合商业性讲史对讲述底本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创作新的底本，以满足客观的需求。于是，一种与传统史著不同的面向广大民众的新的史著随之产生。从保留至今的这类著作看，作为商业性讲史的底本，这种史著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文字表述上，都以能够吸引广大民众为原则，表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在内容安排上，它十分注意选择诸如下层人物发迹史、奇谋异略取胜史、英雄美人生活史等民众感兴趣的史实作为讲述内容。在情节描述上，它常常采录野史杂传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使事件发展迭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命运曲折多变，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给听众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记述形式上，它以通俗生动的诗歌评史论人，状物写景，使讲史过程摆脱单调枯燥的平铺直叙而变得生动活泼。在语言文字上，它摒弃古奥之语、生僻之词，采用当时流行于广大民众中的习语白话，使讲史对广大民众来说，显得既易懂，又亲切。很明显，它是一种通俗化的史著，与传统史著相较，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它的出现，是通俗史学发展和逐步成熟的标志。
其三，通俗讲史内容的系统与丰富。中国的通俗性讲史尽管起源很早且广泛存在于民间，但在宋代以前，作为业余的随意性很大的讲史活动，由于受讲述时间和讲述者历史知识的局限，使它在内容上显得零碎而又简略。到宋代，随着商业性讲史的兴起，零碎简略的内容已经无法长久地吸引听众，从而对职业通俗讲史人和商业性讲史的生存和发展构成直接的威胁。为了适应商业性讲史在固定场所进行长期讲述的需要，必须将此前对一人一事的零碎叙说和简略讲述转变为对一个时代众多人物、事件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自始至终的详细叙述，使一代风云，历历在目。宋代商业性讲史的这一变化，其结果是使通俗性讲史在内容上趋于系统和丰富。北宋汴京瓦市中霍四究的“说三分”、尹常卖的“五代史”（注：《东京梦华录》卷之五，《京瓦伎艺》。），南宋临安瓦市中职业通俗讲史人的“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注：《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无不显示出宋代通俗讲史的这一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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