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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严复推崇因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是斯宾塞。斯宾塞是著名的庸俗进化论者，因为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谈进化也具有明显的庸俗进化论色彩。严复从一开始介绍进化论时便说：“善夫斯宾塞之言曰：‘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9 ]在后来革命风潮兴起后他又重申：人类社会“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17]更明确地否定在进化过程中有顿变和超跃的可能。基于上述认识，他在《群学肄言·喻术》的注中明确认为：“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这种坚持和平渐进，否认突变、飞跃的庸俗进化论自然要反对革命。对此，学界的认识评价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严复始终坚持中国的社会变革“当以徐而不可骤也”，矛头又是针对当时影响甚大的速成论。对此人们的重视是不够的。
自从变法维新运动兴起，振兴中华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之后，不少人认为，只要及时变法，中国即可在短期内迅速富强，康有为便是这样一位乐观的速成论者。1888年，他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便认为，只要“皇太后皇上知旧法之害”和“变法之利”，“精神一变”，则“十年之内，富强可致。”[18]后来，他又一再说，只要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而中国大强”。在那时，除康有为外，不少人也都以为，只要“皇上一心振作”，“咸与维新”，“行之十年”，中国必强。直到“百日维新”失败后，有人依然认为，只要光绪皇帝重新掌权，继续变法，中国可以迅速富强。而从一开始，严复的认识与估计便与之大不相同。1895年，严在《辟韩》一文中认为，即使当时中国“有圣人兴”，及时增进民众素质，培养民众自治能力，也需要60年时间始能“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两人的估计差距甚大。显然，康有为等人对振兴中华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是不足的，他们的速成论虽可理解但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只能给中国的变革和建设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严复始终认为，中国的富强不可能一蹴而就，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而需要做长期的切实工作，这对消除速成论的影响是有益的。在当时不少人企盼速成的情况下，严复“当以徐”的理论可以说是一帖令人清醒的清凉剂。
我们知道，康与严同是庸俗进化论的拥护者，他们都否认进化过程中的突变、飞跃。同是拥护庸俗进化论，何以会一盼速成、一主缓进呢？这就需要对康严在理论上的异同作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就康有为说，他既是庸俗进化论的拥护者，又是英雄史观的鼓吹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这两者始终是不很协调地混杂在一起的。而严复则坚持批判英雄史观，他的庸俗进化论是与社会有机体学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康严在理论上的这一差异就决定了两者在变革途径、方针上的分歧。
从英雄史观出发，康有为认为，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所决定，君主的意志能改变、决定一切。既然光绪皇帝已同情、支持变法，便应及时抓住这一有利的大好时机，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中国建立一套新制度。在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康有为不仅以为中国的富强可迅速实现，而且他又是从制度层面入手推行变法的。严复从斯宾塞那里不仅接受了庸俗进化论，又接受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有机体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所以，社会群体的面貌、强弱则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在《群学肄言·喻术》中，斯宾塞说：“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己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社会有机体说对严复影响至深。依据这一学说，严复再三强调：“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9]西方所以强盛， 是因为其民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之民三者皆弱。因此，及时采取措施，使中国民众逐步实现“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乃是使中国实现富强的根本保证。对中国的变革、振兴而言，逐步实现“三强”才是治本之策。令人歆羡的自由、平等、共和的最终实现都有赖于“三强”。不务治本而急于治标，不从“三强”入手而急于从制度层面变革，结果要么变质，要么难以生根，都是靠不住的。由于“三强”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中国的变革、振兴就不可能速成。
诚然，不论是英雄史观还是“社会有机体”说都是非科学的，它们都不能为中国的变革、振兴事业提供正确指导。但相比之下英雄史观的谬误更为明显，其影响全都是消极的。它不只制造了中国可以迅速富强的幻想，又让人对君主抱不切实际的希望，更增长了国人长期存在的依赖、依附心理。由此而急于实现制度层面的变革，势必要忽视思想启蒙等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社会有机体说试图用生物规律取代社会规律和说明社会，自然是非科学的。其重要失误在于，它没有看到国家富强与人民素质、民权与民智、新制度与新民原本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它只强调后者决定前者，认为只有完成后者方可实现前者，最终势必要轻忽社会制度的变革。不过，这种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学说在当时中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明显的。通过严复的介绍、宣传，从此中国思想界不再仅从物质和制度层面去简单理解、规划中国的近代化，于是开始关注近代化、民主化的基础建设即人的近代化，从而对中国的整体近代化有了更为全面、深切的理解。这一认识上的深化对此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曾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固然，这一认识的深化不能看作严复一人的功劳，但首功无疑是严复。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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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严复。政治讲义，第三会，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265.
[18]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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