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握中国文化精髓之作：《中国文化史》
“五四”前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命运的激烈论争。柳先生主张对“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不能以偏概全。从1919年起，他即下大功夫研究中国文化，编写讲义，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课讲授。一有新的收获，立即进行增补。自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发表。至1926年，《学衡》印了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再次排印。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1935年，再版。此后，不断翻印，流传甚广。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柳先生怀着爱国主义热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这一弘扬祖国文化、体大思精的大著，影响很大。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他从“人类演进之通则”中，显现“吾民独造之真际”，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等重大问题。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弹性”。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中国文化由于“富于弹性”，也就富有“吸收”能力。柳先生指出：“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过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硕成果，“今日”吸收“远西”文化，亦应具备这样的信心。闭关自守与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国“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柳先生还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启发读者，他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1）中国“幅员之广褒，世罕其匹也”、 “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转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2 ）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3）中国“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 “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作为中国人，不应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从中国历史中看到“吾民族之精神”，并看到中国即将“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的前景吗？
《中国文化史》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今略举几点如下：1 ）进化的文化史观。柳先生指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坚持历史因果律，主张进化的文化史观，为他科学地剖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部书看，柳先生把文化的发展，归结于人民的集体创造：“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少数智能之士。”并举“吾国书籍”发明进化来说明。2 ）强烈的民族意识。柳先生在书中，首先研究了“中国人种之起源”，从根本上驳倒了中国人种西来、支那文明西源的谬论。民族主义是整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当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忧时，柳先生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应予充分的肯定。3 ）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柳先生在总结清初诸儒的治学特点时说：“虽其途术不同，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这也是他所奉行的宗旨。他专心致志于编著这部书，就是从有益于世的前提出发的。他与北洋军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相反，在书中大力宣扬古代爱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权、民主的进步思想，并对“忠”、“孝”内涵作了新的解释。他在书中论述古代法治时，还一再针砭北洋军阀。如说：“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法之中，故时时教民读法……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当然由于借古讽今，他有时将古人古事抬高、夸大，甚至曲解，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遗憾。但当我们明瞭他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看到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关心和对民族的挚爱时，就应对他表示谅解，而不应去苛求。4 ）独到的学术见解--柳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书中精义纷呈，触目可见。如他指出：“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缉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张舜徵对这个观点评价很高：“柳诒徵这种认识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部成果，都归纳为史料考证的一部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人有很大的启示。”
这部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学术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它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1988年作为“中国学术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
（三）推寻中国史学的奥秘--《国史要义》
1942年柳先生长途跋涉至重庆后，为中央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原理。这部讲稿，分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篇，汇成《国史要义》一书。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知几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当之处。柳先生重新总结中国史学，在《国史要义》中紧紧把握住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阐明自己对史学的系统见解，并对刘知几等人的观点，补失纠偏。今略述该书要点如下：1 ）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史学家治史，历来都以有裨于政治为鹄的。刘知几等人虽注意到蕴含于中国史学发展中重政治的特点，而未能深入剖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特点，没有进一步推究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与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有什么联系。柳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特点是源于上古史官制度的结论。《国史要义》指出：“史掌官书而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柳先生用上古史官制度的“赞治”来论证中国史学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发明。他又从上古史官制度出发，将史学起源、史家笔法、史书体例与史官制度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方面，力求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寻求史学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尚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独树一帜的。2 ）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史学功能观。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对此发表过意见。柳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史学也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他在《国史要义》中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具体而言，通贯儒学精神的中国古代史学，其主要功能为：“益自身之德”，“以道济天下。”不但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也阐释、证明、弘扬儒家学说，儒学的论理、政治意识也通过史学反映出来，并以鉴诫的特定方式发挥其功能。柳先生还从中国史学的政治功能角度，重新解释了正统、闰统。正统、闰统是历代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史要义》指出：正统不在于争“一家传统”，而在于持义之正。柳先生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疆域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隶，非追往也，以诏后也。”他讲授《国史要义》时，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了伪政权，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发挥，强调“正义”，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语重心长，应予肯定。3）以进化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法。 柳先生在《国史要义》中说：“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在进化论的指导下，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推寻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例如，他从中国上古农民社会的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独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剖析：“游牧之俗，迁徙无常，贱老贵壮，故以夫妇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闻。农稼之俗，世业相承，老幼一体，故以父子为本位，而夫妇重其相代。”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历史观的指导，而且需要了解中国史书的体例、义法。关于前者，他说：“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读某一部史书，先了解其体例。“则触处洞然”。关于后者，他说：“吾人读书，能用其法，一一问其何以如是云云”，“则读书如桶底脱矣”。
《国史要义》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史书编纂、史家修养、史学功能以及历史研究法，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该书问世之时，大江南北正处于战火之中，这部凝聚了柳先生一生研究心血的中国史学理论专著，发行量不大，一般图书馆没有收藏，未引起史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仍然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如胡焕庸认为，结合先生这两部巨著来看，应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蔡尚思也指出，《国史要义》中有些见解，“我现在越发觉得其正确，当时学者多未认识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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