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再探讨和再思考
在谈到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时，学者们不由自主的又回到对中国历史道路的探讨，回到中外历史道路比较研究，回到对以往历史研究成果的反思和探究。
学者们认为，东西方历史的足迹确实不一样，我们在研究东方现代化道路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着重谈了日本、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问题。他认为，这是当今世界国家中现代化的典型，虽然处于东西方两个地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前提条件，如政治上，统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经济上，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近代工商业发展；都重视科技革命、科技知识的传播；都以教育为本，开展教育改革，教育资金投入高等。因而这两个国家比起英美等国家，后来居上的速度快。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国家还善于吸取异域文化，实现多种文化并存，注重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建设。这都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湖北师范学院毕道村着重从东西方民权的差异，探讨东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区别所在。他认为，东西方现代化起步和进程大相异趣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工商业者的人权状况，在工商业初起时，就已大相径庭。东西方民众在从事工商业活动时所享有的自由度相差悬殊。不同的民权状况使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民权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核心地位，起到核心作用。它的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它从根本上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民逾羁则逾贫”，当人民处于无权状况时，很难设想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繁荣。要启动和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从改善和扩大民权着手。工业革命以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各国，现代化的起动和加速，无一不以扩大民权为起点。
毕道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最基本规律的揭示。如果这一阐析有道理，就能深入研究各国的国情，揭示外诱型现代化的各种类型及其特殊规律。找出东方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制定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策略。诚然，民权的层次、形式是多样的，人民各阶层所拥有的民权也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民权也不同一，所有这些差异，都会对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如果不区别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味强调政治权、公民权，忽视应有的生存权、所有权，非但不能加速现代化进程，反而会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干扰。
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认为，在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中，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化的本身就是在过去诸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展开的长期历史过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离不开对历史基础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中国在与现代化国家接触之前那种稳定的前现代化状态及其变化模式。在这点上，前辈学者的理论见解及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傅衣凌晚年对中国历史发展问题的一些新见解，便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之上的。这种多元化现象和地域不平衡性的存在，使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许多西欧社会发展模式难以理解的现象。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中奇妙地统一着，相安无事。以不变应万变，在深层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迅速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各种变化。当然16世纪以降，以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变化为背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也有质变的萌芽，但这个弹性的、内部多矛盾统一，有广泛适应性的结构，对新因素的冲击有很强的化解能力，未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建立。傅衣凌的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新思考，为我们探讨历史和现实，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路。
刘鸿辉、任军认为，在对历史的反思过程中，反对“西方中心论”是必要的，尽管“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学术界数度遭到批判。研究主体处在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社会发展程度的阶段，夹杂迎头赶上先进民族的焦灼心态，必然把眼光导向从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这是难以摆脱的心理悖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看作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正常”的形态，而非西方文化是“非常态的”、“超常的”、“反常的”，从而也树立了现代化道路“他者化”的目标。“他者化”就是要使自己的文明传统改变，全面接受“他者”面貌。这种价值目标与文化传统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中国的发展研究也呈现“他者化”的色彩，诸如思想特征分析、社会运动评论、科学技术的比较等，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底衬，以此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不会实现。
与会者认为，我们是为了现代化而去考察历史的，在考察历史过程中，确实会碰到如何看待前人成果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理论见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大家的研究成果等。沈长云认为，应该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探索。有关亚细亚社会结构的理论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观察东西方文明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所有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论述中，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的论述，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数量相当多。马克思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他在对东方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论精髓在于指出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具有不同的现代化途径。从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这一理论，问题便好解决得多，也才能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与会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也是反思中要注意的。陈启能认为，50年代，苏联历史科学对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确实有过重要影响，在这之前和之后也不能说就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要具体分析，既不宜估计过高，也不能漠然视之；既不宜全盘否定，也不能过多肯定。有一点是清楚的；对苏联历史科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分析这种影响。对苏联史学成败得失的总结，对其经验教训的思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顺利发展不无稗益。
邓鸿光等与会者认为，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新的视野和目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学者在创造巨大成就的同时，确实会有一些不足，包括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把握和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好回顾和总结工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对现代化发展应做的一份贡献。
与会者还对马克思的关于东方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高岱认为，第二国际思想流派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注意者很少，而这恰恰应该得到重视。他们认为殖民主义既促进、又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发展、存在有密切联系。他们将殖民地分为政治殖民地和经济殖民地两大类，经济殖民地又可分为债务殖民地、贸易殖民地、工业殖民地、农业殖民地等。这些研究，今天看来高度欠缺，但有自身特色。在当时，从经济入手，以广阔的历史视野看待殖民地变化，探讨经济发展与殖民主义之间联系，有其积极意义。第二国际思想流派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者认为，准确把握殖民主义进程，认识殖民地类型及其实质，了解殖民统治与资本输出影响和作用，是东方国家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又一不可忽视的内容。马克思曾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殖民地的使命，一个是建设殖民地的使命。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指南。认真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关于殖民地双重使命的理论阐述是必要的，可使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全面、更辩证。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阐述，也可理解为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作用评价的双重标准，即道德评价标准和历史评价标准。掌握这两个标准，可以比较客观地分析殖民主义在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与会者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很有意义。会议讨论中涉及到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大家交换了看法，很有启发和收获。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还有待今后继续进行。
注释：
〔1〕此篇综述文章，是在何晓明、 朱政惠代表两个小组在大会总结交流会上作的汇报发言稿的基础上修订并充实撰成。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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