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诗学及美学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史学批评中也有反映。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注：刘知几：《史通·叙事》。），我们先看叙事：传统史学叙事的典范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即《左传》中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注：《左传》成公十四年；另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晋杜预《左传·正义序》，对此作了解释：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
钱钟书认为这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从史学实践来说，“春秋笔法”未必能概括传统史学叙事的全部特点，但从史家观念倾向看，此说并不为过。钱钟书还指出“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全都十分合于传统诗学对诗笔的要求，“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管锥编·左传正义》）。他还引用杨万里《诚斋诗话》（注：杨万里：《诚斋诗话》：“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记事之妙也。”）中的例子，提出了“史蕴诗心”的命题。
《史通·叙事》一篇被钱钟书看作此五例的发挥：
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刘知几“简”、“晦”两点，亦是论史如论诗。诗之尚简自不待言，至于“晦”，纪昀《史通削繁》谓“即彦和隐秀之旨”，直视其为诗学评论中的重要范畴：《文心雕龙》中的“隐”（注：《管锥编·左传正义》袭此说；另汪荣祖《史传通说》：微而显者，乃“义生文外，秘响旁通”（此据《文心雕龙·隐秀》），其雅之谓也。）。在叙事上对史笔作与诗笔相似的要求，是传统史学诗性的首要体现。
但若仅仅说明史笔与诗笔类似，就仍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史笔必须吸收诗笔的部分特性，只是说史文需要文学语言修饰，此早是史家常谈，本文不论。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考究一下言辞表象背后的东西。
其实“简”、“晦”两点，细究之似颇不合于今人治史之常识。史据实而书，事略则省，事繁则详。辞约事举，固然可喜，文详可稽，更谓有功。就史料价值而言，只怕还是宁详毋略，宁繁毋省。如何能一味尚简？而在传统史学中，不仅《史通·叙事》一篇，证诸“史汉比较”话题中的史笔“繁简”之争，尚简派明显处于攻势，如张辅（《晋书·张辅传》）、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注》）等人，大多不讲如何如何须简，而直接得出“简就是好”的结论；而论繁的，却往往处于申辩的地位，竭力证明自己主观并不求繁，之所以繁，实是史文之需。可见尚简是古代不少学人论学的前提假设，一种理论本能。假如在现代史学观念下，这种“繁简”之争本身就很难成立。至于“晦”，于今人更是不可理解。史之记事，自当力求明尽，如何能“晦”？
“简”与“晦”其实都是史笔的一种自我否定，是减法。无疑，就史学自身而言是很难得出这种要求的，这种特性来自诗的感染。只有在诗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
作史贵知其意
中国传统诗学与哲学常纠缠于一个命题：言意之辩。对汉语这种模糊语言，古人的基本态度是求“言外之意”，主“得意忘言”。我们或许也可以讲，与传统诗论中老生常谈的“省文取意”说一样，在传统史学中，史笔不求详尽显豁，不突出自己，反而要否定自己，要凸显的正是“言外之意”，体现的态度正是“得意忘言”。
上引杜预文云：“辞约则义微”，《孔子世家》曰：“（《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司马迁也有体会：“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谓其意隐微而言约也”。范晔亦说：“（《后汉书》）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所以，言辞简约与意旨深微是有联系的。范晔还说：“文患事尽于形”，因为作文“当以意为主”（注：见《宋书·范晔传》载《狱中与诸甥侄书》。此类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见之于诗文，见之于声乐，见之于书画，见之于人物品藻，甚至见之于律法（如《晋书·陶侃传》：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本文准之于史，于史文、史事外求史意。）。可见史之用晦（事不尽于形），也是以“史意”论而非以史文论。上文引刘知几论“晦”：“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说的正是“言不尽意”。浦起龙释：“晦者神余象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史通通释》）说的则是“得意（神）忘言”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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