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以兴
“史意”范畴的引入，清楚地表明了传统史学的诗性不仅是“修饰性”而且是“结构性”（借用柯林武德的话）。史笔与诗笔不只在“言”层面上相似，更是在“意”层面上相契。古人尚有把史笔与书画作比的，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点。如：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争，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注：刘熙载《艺概·史概》。）
“《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有笔墨之外。”（注：王楙《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
史笔与书画作比，史籍于言辞，书画凭借笔墨。两者能比较的地方，自是在言辞之外，“笔墨之外”。反观史笔与诗笔，亦当如是。
这样一种类比，就其思维模式而言，是一种意会直觉，是一种带诗性神秘的“体悟”。史意在第一层面上（意义）可以言说、教导，而在第二层面上（意味）只能感染、体悟。“非识无以断其意”（《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曾把史识解释成悟性（注：《文史通义·答沈枫樨论学》。）。他先“圆神”而后“方智”，即是尚神悟而薄智度，“神以知来，即人之悟性”（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七。）。诗道在妙悟，史道亦在妙悟。是以我们或可以用这样一个命题来描述诗对史的结构性阑入：史可以兴。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淮南子·汎论训》）。诗亡而后春秋作。诗之义，春秋窃取之。“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论语·阳货》）。诗如此，史亦如此。“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张潮《幽梦影》）。故曰：史可以群：《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阙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本身更是太史公受辱后的“谤书”，故曰：史可以怨。下面讲讲“史可以兴”。
“诗可以兴”的含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孔子这句话中的“兴”与“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同义，指诗的美刺讽谕功能。但以诗为教化，有“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特点，这启发人们解诗时不必拘于言辞，而可以有更广泛的体悟。道德心理相通于审美心理。于是“诗可以兴”的含义后来进一步发展，逐渐也指诗有“文已尽而意有余”（注：钟嵘《诗品序》。）的审美效果，能兴起、感发人的某种哲理义蕴（不止是伦理意旨），包含意象、意韵、意旨、意境、神韵、境界等等。
这里，“以诗为教化”的诗学功能观，体现了传统文化美善合一的追求。“兴”的涵义的发展，较突出表明了经“善”的体认而至于“美”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以“美善合一”为特点，向己求善，自诚而自得，自主而自由。仁之境界便是乐之境界，善之境界便是美之境界。而完整人格又由“内圣外王”两方面构成。这些特点在现代学者的诗学与哲学研究中，都有了详尽的梳理。反观史学研究中，在“善”的层面上，传统史学凸显史的伦理教化功能；在“经世”路向上，传统史学强调史为政道资鉴，这些也都已是史界常谈。那么我们可否追问，在“美”的层面上，在“内圣”的路向上，传统史学又有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又多大程度上是与传统诗学和哲学相契合呢？
所以我们讲“史可以兴”，虽然首先也指“以史为教化”的史学功能观，史之褒贬有类于诗之美刺；但我们还可指出，史笔的“文见于此，而义归于彼”，“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同样也能像诗一样，兴起、感发人的某种哲理义蕴，使人们在品评史籍、认识历史时，也像在说诗论诗一样说史论史。在这一层意义上，对“史意”这一范畴，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就相当于诗论中的意境、神韵、境界等等。
“史可以兴”其实是一个可以从《文史通义》中勾划出的观点。章学诚有“易之象通诗之兴”的说法，诗学界早已有人论及。而由此可推出“史可以兴”的结论，史界前贤似未曾留意。从《文史通义》相关各篇中我们可以体察出章学诚的思路大致如下：
《易》立象尽意，系辞尽言。言辞止乎于是，指陈有限；象意该括无穷，遗味悠远。言有尽而意有余。辞与象之间，若诗之兴。而史之事与理，亦如易之象与辞，诗之言与意。事有实据（注：《文史通义·经解中》“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记注有成法（注：《文史通义·书教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是以春秋之体，谨严不可假借，通于礼之官（注：《文史通义·易教下》“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易之辞，见于周官法废（注：《文史通义·书教上》“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理无定形，故撰述无定名，是以春秋之用，变化不可方物，通易之象，诗之兴，见于诗之亡（注：《文史通义·书教上》“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故曰：史可以兴。明诗之兴，方可论史（注：《文史通义·史德》“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史记》便是深于诗者（注：《文史通义·史德》“骚与史，皆深与诗者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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