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比较，可以看出：《胡谱》确实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特点，这是胡适以其渊博学识，用半年时间才写成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做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注：《胡适的日记》（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足见胡适本人对《年谱》的重视，而且这段经历，使他尝到深入研究一个思想家的甜头，并考虑其研究哲学史的计划要重新安排。不过，《胡谱》毕竟只抓住了章氏学术重点的、思想性的材料，加之当时《章氏遗书》尚未出版，不免有些材料的错误及不准确，姚名达不仅对之订正，而且增加了章学诚许多自述的话，正如他在自序中说：“记述的事实，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如：对于章氏立方志的主张，《姚谱》增加了其自述的话：“乾隆二十七年”条载：“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又如：“乾隆三十七年”条，《姚谱》增加了章学诚开始著述《文史通义》的情况：“先生自出都以来，渐事著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如此等等，这些是《姚谱》对重要资料的搜集、补充，而且还有对《胡谱》错误的订正。如：《胡谱》把章氏“廿三四岁所作笔记者……”放在“乾隆二十六年”，姚名达纠正之，放到“乾隆二十五年”。又如：胡适把章氏《上辛楣宫詹书》放到“乾隆六十一年”，姚名达纠正之，放到“乾隆三十七年”。胡适把“朱筠奏开四库馆”一事放在“乾隆三十六年”，姚名达改正其在“乾隆三十七年”。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不详举。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胡谱》思想性、系统性，《姚谱》资料性的特点。但以后姚名达所著《邵念鲁年谱》“有许多创例，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辟‘谱前’‘谱后’两体等，（注：见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姚名达序。）”都是受了胡适的影响。
三、二十年代研究章学诚成为显学
由于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首开风气，随之出版的《章氏遗书》又为大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研究章学诚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柴德赓也说：“直到1922年嘉业堂刘氏刻印《章氏遗书》，几乎把能找得到的著作都刻出来了，章学诚之学一时成为显学。”（注：柴德赓：《史学丛考·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1982年版。）何炳松甚至担心“过热”，故提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份地热心。”（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状况。综观这一时期学者们对章学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对章学诚论著的搜集整理。先有会稽徐氏《章氏遗书》由浙江图书馆铅印于世，后有刘承干的《章氏遗书》出版，“章实斋遗著，于是乎始最备”（注：姚名达：《章实斋遗著叙目》，《国学月报》1927年2卷3期。）。第二，对《文史通义》注释工作的开始。1929年叶英执教南开大学，讲授《文史通义》，“苦无注释，阅读弗便也，爰疏记其崖略若干篇”（注：叶英注：《文史通义·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三，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研究。1922年胡适写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并进行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同时何炳松在北大讲授《文史通义》，著有《章实斋史学管窥》。胡、何两人又直接启发了姚名达的研究。当时姚名达对章氏学术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1927年不但写有《章实斋的史学》，而且认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又写了《邵念鲁年谱》；“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师朱笥河”，继又写了《朱筠年谱》；“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八九月里，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艰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抄本看”（注：见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姚名达序。）。同时期还有孙德谦的《申章实斋六经皆史说》（注：见《学衡》第24期（1923年）。），傅振伦的《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注：见《新晨报副刊》1928年11期。）（按，三大史家指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注：见《学衡》第5期（1922年）。）； 钱基博著有《〈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注：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等等。
不过，同是研究章学诚，所见却有深浅的不同。有的确能深入到章学诚学术的实质，如胡适总结章氏学术的主要成就和揭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有的却只限于表层的认识，简单地拿外国学者的主张作生硬的比附。依我肤浅的看法，何炳松对章学诚的评价即属于这一类。他认为章氏对于史学贡献最大的是“他对于通史这一类著作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文史通义》里面所发表的通史观点真可以说是详尽无遗首尾完具。通史的意义怎样？通史的利弊怎样？通史编纂的沿革怎样？章氏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进而简单地把章学诚的史学与西洋史学进行对比，认为“清代史学章学诚其人者，其史学见解，在著者眼中观之，有时且驾西洋名史之上。”原因是何炳松曾取美国鲁宾逊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且以《新史学》的观点为基础，甚重视通史，以求时间之连续，撰有《通史新义》上下两编，认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社会之全部，特别强调时间的连续，史料的运用。但他不能理解章学诚的通史是重“史义”、重“别识心裁”，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如前所述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却注意到这一点，论述更客观一些。
由以上论述可知：《胡谱》不仅记载了章学诚学问思想的发展脉胳，其生活的学术环境及其学术交往，而且指出章氏的不足，是同以往任何年谱都不同的。特别应该提到，胡适还注意到章氏对时政利弊的揭露。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代同清初不同，不敢轻易议论时政，但乾隆死后，作恶多端的大权奸和珅倒台，至此，章学诚把长期郁积在心中的不满，一下子发泄出来。嘉庆四年他连续写有论时政的书信六篇，即《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三篇，《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等，胡适把其中的主要内容摘录在年谱之中。由此更可见《胡谱》囊括内容之丰富，几乎把章学诚一生所有重要思想都反映出来了，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通过与同代学者姚名达、何炳松的研究相比，更能显示出胡适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乃是当时其他学者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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