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 1913年生，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主要著作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等。
王钟翰先生听说要采访他，连连表示：“我搞了一辈子历史研究，这是我的幸运，但遗憾的是书没读好，史也没治好，成绩很小，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一代。”熟悉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60余载，治学严谨，成果丰硕，仅那三大本清史考证著作就足以让后生学子倾心叹服。
王钟翰以治清史名世，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1937年4月133号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距今恰好60周年。他之所以选择清史研究方向是与30年代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影响特别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起来，或拿起笔来搞宣传，或投笔从戎，矢志报国。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一派人为给日本的侵略开脱，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这就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加强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王钟翰就是从这时开始与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缘分。
谈起清史研究，王钟翰感到颇为幸运的是，曾经得到好几位饮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师的教诲与指引，如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陈寅恪、张尔田等。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清史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是与这些老师的指点分不开的，特别是他们注重基本功训练的言传身教让他终身受益。王钟翰认为，作为一个清史研究者，要练就三项基本功：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其次，要懂得几种语言，如汉、满、蒙、藏等语要精通，英语要能读能写能听能说，其他如日、俄、拉丁等语最好也能阅读；再次，既要继承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又要吸收西方汉学家的一些长处。他特别强调古汉语训练，认为不但要能阅读古典文献，还要能写较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常言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谦虚地说，以上几点只是多年研究的一点心得，但自己的基本功没有练好，希望年轻学子做得更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谈到这些时，王钟翰对时下史学界的某些现象颇表忧虑。他认为，其一，重视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优长，轻视或者看不到文史哲的作用是悲哀的。古人云：“国可亡，史不可亡。”这是对人文精神的高度赞扬。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热门，但也不应成为冷门，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一支历史研究的队伍。其二，治史是件苦差，特别需要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急功近利要不得。作学问，搞研究，不能投机取巧，而要脚踏实地，在研究中弄虚作假是终要吃亏的。因此，他希望年轻学子学风一定要正。其三，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职业，年轻人在选定发展方向时一定要慎重。传统史学非常强调治史者的德、才、学、识要异乎常人，这至少说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于治史。如果发现搞历史研究不能发挥自己所长，可以改行。而一旦决定下来，则要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去，这就是敬业精神。
王钟翰在1971年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标点、整理《清史稿》，一借就是近10年，对古籍整理有切身体会。针对近些年来传统典籍的白话版越来越多的情形，他认为，这里有一个文化传承问题，我们应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切不可粗制滥造。他认为，（一）标点加校勘记是古籍整理的好办法，以前在人名、地名的左边加直线，在书名左边加曲线，给读者带来不少方便，但缺陷是既占了地方，又增加了排版难度，很不经济。现在的整理，遇到人名地名时不再加线，碰到书名时加书名号，这个方法很好。（二）“白话今译”的动机是好的，但费力不讨好。因为我国古今文字的用法有很大差别，“今译”除了很难传神外，还容易误解原作。从文化传承意义上说，“今译”是无法取代古本的。普通读者读原著虽有一定的困难，但白话本能否为他们所喜欢还缺乏调查。时下的“今译”还夹杂着出版界商业利益的驱动，译者队伍鱼龙混杂，其质量如何，就很难言说了。（三）从保存古籍、方便使用的角度说，今天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在原来标点加校勘记的基础上，采用电脑技术储存，并选取内容比较重要的条目作一索引，附于书尾。这样读者检阅起来，就非常方便，一查便得。这才是功在千秋、利于后世的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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