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字宁人，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崑山（今属江苏）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一生著述繁富，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广有涉猎和研究，他在文献的校勘，文献的音韵、训诂，以及在金石文字的考订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提出了相当多的很有价值的见解，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既拟从校勘、训诂，以及金石文字等几个方面，大略探讨一下他对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一）信守“阙疑”，反对妄改的校书主张
这里所谓的“阙疑”，主要就是存疑，是指对历史文献有一时弄不通或弄不懂的地方，不要妄加改动，而应该严格保持文献的固有面貌。这里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很清楚，一个人的学问不管有多么渊博，但相对于整个的知识海洋来说，总是有限的。因此，你一时弄不通或弄不懂的地方，并不一定都是文献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而很可能是你学识不够的原因。可见信守“阙疑”，不仅是一种谦逊的态度，而且也是一种严谨的学风。顾炎武生当明末，他对万历年间的空疏学风深恶痛绝，而这种学风反映到历史文献学，就是对古书妄加窜改。顾炎武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日知录》卷一八《改书》条）他举例证说：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开篇即有“伪临朝武氏者”一句，骆宾王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同上），但“近刻古文，改为‘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国号曰周。）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同上）顾炎武愤怒地指出：“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同上）他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出于《尔雅》（原注：八月为壮），而改为牡丹。”（《日知录》卷一八《别字》条）他感慨地说：“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同上）更有甚者，明明改错了古书，还妄加赞评。如明刻《诗归》一书收有魏文帝曹丕的一篇《短歌行》，其中有“长吟咏叹，思我圣考”的诗句，校书者不知“圣考”乃指曹丕之父魏武帝曹操，而妄把“圣考”改成了“圣老”。改了也罢，还缪加“评之曰：‘圣老字奇！’（《日知录》卷一八《改书》条）这就不免妄上加妄了。
顾炎武认为，古书“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日知录》卷一八《勘书》条）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校书信守阙疑之戒，保存古书的固有面貌，“传之后日”，尚有“善读者”，则有些问题，便有可能得以解决。因而他提出：“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这里的“信而好古”和“多闻阙疑”都是孔子的话，前者见《论语·述而》篇，是说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后者见《论语·为政》篇，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则加以保留。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即：既要保存古本的面貌，又要互相参证校订群书，这就是顾炎武对校书的基本要求，它体现了校书“改”与“不改”之间的矛盾统一，具有深刻的科学道理。
信守“阙疑”是我国学界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渐）不正。”唐代的颜师古在给上文所引孔子的话作注说：“《论语》载孔子之言，谓文字有疑，则当阙而不说。孔子自言，我初涉学，尚见阙文，今则皆无，任意改作也。”孔子这句话载《论语·卫灵公》篇，是说孔子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但周朝衰落以后，诸侯争战，“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破坏了这样严谨的存疑学风，毫无根据地“任意改作”，窜改历史文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力挽狂澜，提出了上述主张，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处在明朝末期的顾炎武，面对着学子“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甚至“矧纳赀之例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的局面，（引文见《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以及好改古书的恶习，顾炎武重申了孔子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怎么做才能保障既校改了古书的讹误，又不至于乱改书呢？顾炎武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见《日知录》卷一八《勘书》条）这里所说“能读书之人”，即所谓“通儒”，或称某一方面的专门家。用通儒校书，早在汉代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如刘向校书之时，刘向自己“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都是各校其所长之书。北齐的颜之推感慨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卷八《勉学》）事实上，谁也不能把天下的书都看遍，而只有专家，在其所专门研究的领域中，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只有专家，即所谓通儒或“能读之书人”，才能胜任其所研究领域中的诸书的校定。正因为如此，顾炎武十分推崇宋元间的书院刻书。他说：“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原注：主书院者谓之山长……），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这里特别是“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集中体现了专家校勘、相互揣摩研讨的认真精神，这正是明坊间刻书所不可企及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校书主张，并不是凭空想当然，而是发扬了自孔子以来所遵行的优良学风，体现了对我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科学、严谨态度。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顾炎武非常务实，即以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而言，他既有原则主张，又有具体措施和办法，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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