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传杜解补正》这本书中，顾炎武凡援引他人之说，皆予以说明。如僖公八年，有“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的记载。这里，顾炎武引“邵氏曰，殡于庙，谓启殡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谓之殡。”这位邵氏，就是前面提到的《左觽》作者邵宝。再如襄公二十一年，有齐“庄公为勇爵”之记载。杜预注云：“设爵位以命勇士。”顾炎武则引“陆氏曰，爵酒器也，设之以觞勇士。”这位陆氏即《左传附注》的作者陆粲。邵氏、陆氏等，都是在本书卷首特别提及的作者，从实际情况看，除邵、陆、傅等人外，凡作者所征引之说，顾炎武皆一一注明，没有一丝含混，如苏轼、毛晃、洪迈、王若虚等等，无一不提及原作者的姓氏、体现了顾炎武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顾炎武的另一部著述《五经同异》亦上中下三卷。这部书的特点是，全部都是辑录宋元以来学者有关说经的文字，没有顾氏自己一句话。虽然如此，但选录诸说的本身，就应该说已经体现了顾炎武的某些看法，至少他必认为这些说法有一定参考价值，否则，他就不一定要选录了。如该书卷上《舜让于德弗嗣》条：“金履祥曰，子王子曰，尧之试舜如此之详，而让德弗嗣之下，无再命之辞，巽位之际，亦无丁宁告戒之语何也？案，《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脱文也。”考《论语·尧曰篇》首二十四个字为：“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在这二十四个字之后，《论语》还有一句：“舜亦以命禹。”即舜让位的时候，也说了这么一番话，足可证明，这确是尧让位时对舜所说的话，也足可证明，金履祥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再如本书卷下录《黄氏日抄》的《大学》正文，这个正文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后，没有像朱熹《大学章句》那样，接“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四十二字，而是直接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的文字。从文理上看，这样接与《大学》开篇几句似更加紧密。至于“知止而后有定”等四十二字，黄氏认为是第四章释格物致知的传文。这些都足资研究者参考，对推定《大学》等古文献的本来面貌不无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不论探索古音还是探索古意，都非常务实，不少古音古意都是在纠正前人之谬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清除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讹误，确属成绩斐然，不可低估。
（三）重实践，搜讨金石文字
顾炎武一生游历了大江南北，黄河内外，每到一地，他都十分留心对当地金石碑刻的考察和收集。顾炎武自己说：“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坦、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金石文字记序》）由于顾炎武所记录的金石文献都是自己目验并亲手抄录，故所记当更为可靠。顾炎武在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三种，这就是《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其它方面的考古录。由于内容较宽泛，我们在这里就从略了。
《求古录》共收录唐宋不见著录的碑文、题名、题诗、诏敕等共五十六通，其中题诗最多、计二十二通。本书所收碑刻、题名、题诗等，都是全文迻录，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本书的体例是，先录碑文、题名、题诗等，后有顾炎武的题跋，对该碑的位置、形制，以及其它特点等皆作了简赅说明。如博城县令诗后，顾炎武写道：“石在岱岳观东侧面，其文剥蚀不全……”这是交待该碑的位置及剥蚀情况。接着，顾氏又加按语说：“碑凡大周年者，天作天，地作埊……；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使用武则天时的特殊用字，这可以说是这首诗的最突出特点。这些，没有亲自目验细读，没有深厚的历史功底，是很难写出的。
对有些碑刻，顾炎武除交待了上述诸情况外，还对该碑的得以保存完好作了合乎逻辑的分析。如唐景云二年敕，这是唐在泰山岱岳观所立碑的碑文之一。这通碑在泰山东南麓王母池的岱岳观。这本是两座碑，高八尺，但“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见顾炎武跋语），竟合二为一了。这通碑当初很可能是无字碑，碑总共分四或五层，每层皆有唐代的文字，而景云二年敕即其一。顾炎武说：“此碑在山下，以小而双束，故不仆；非名笔，故摹拓者少，而独完全至今。”（同上）又说：此“碑下为积土所壅，余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这大概就是前人未曾著录过此碑的原因。从他“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看，其辛劳艰苦亦可知。
对于有罕见史料价值的碑刻，顾炎武不仅自己十分重视，而且还勉励后人不断搜寻。他在《建文碑》录文之后写道：“右小石刻一通，在霍山中镇庙西壁上。予行天下，见洪武、永乐以来祭告岳渎之文及它碑记甚多，独未有建文年者，意其在位日浅，又或文皇御宇之日，而臣下之献谀者从而铲去之也。乃此文杂于数十百碑之中，而字画完好无缺，故亟录之。后之君子每痛国史不存建文一代事迹，无从考证。若使通雅之士历深山穷谷而求之，如此碑者世间或尚有一二，不止霍山庙也，不猶愈于罗永庵之诗，程济、史彬之录，伪撰而无稽者乎！因并书之，以告后人之能信古者。”这实际已把此碑存在的意义讲得十分清楚。
如前所述，《求古录》一书所收金石文字都是全文照录，因而它为收辑历朝佚文，佚诗等提供了方便。
顾炎武另一部关于金石的著述《金石文字记》六卷，与《求古录》不同的地方是一般不录原文（个别除外，如卷上“嵩山三石阙，不载洪氏《隶释》，故今录其全文”），但大都写有题跋，既便有些没有题跋，也均注明字体（有些还注明撰写人）、立碑、志年月和其碑所在地理位置等。如卷一《北海相景君碑并阴》，即注明：“八分书，汉安二年八月，今在济宁州儒学，漫漶。”卷二《启法寺碑》亦注明：“周彪撰，丁道护正书，仁寿二年十二月，拓本。”由于是拓本，顾炎武可能未见原碑，故不注地理位置，都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
本书的题跋，高度浓缩了顾炎武对金石研究的精辟见解。顾炎武十分重视每通碑文中所使用的特殊字，如后魏《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他即指出：“此碑字多别构，如……蔽为，菊为，寔为，箕子为萁子，往为住……因为囙……芙蓉为扶容……俯为府……”等等“不可胜记。”顾炎武在探讨了晋宋以来俗字大兴的风气以后说：“今观此碑，则知别体之兴自是当时风气，而孝文之世即已始此，不待丧乱之余也。”又说：“此碑不传，则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载也。存之以示后人，使知趣舍云尔。”（以上引文均见该书卷二该墓文跋）这就是说，此碑文中的别体字虽属可笑，但对了解历史，对戒励后人仍有其意义，这正是此碑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留下了当时浅薄、鄙陋的社会风貌，把史书讳言或语焉不详的历史侧面，展现在以后人面前，从这一角度看，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所著录之碑刻、每一通碑顾炎武都能道出其特殊意义。如《金乡长侯成碑》，顾氏说：“汉碑未有志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十八、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终……此后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这是从此碑的内容上，肯定了它开创兼记夫人的先河，这样，便确立了此碑在汉碑中的地位。
本书收有少量墓志，其中《荥泽令常醜奴墓志》及《鹰扬郎将义城子梁罗墓志》，是当时仅有的两块隋代墓志。在前块墓志的题跋中，顾炎武考证了墓志的源流，在后一块墓志的题跋中，顾氏则考订了该墓志所用“大渐”一词并非皇帝专用的例证，这些都对我们了解金石文字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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