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但也受到后人的批评，主要有三：一是挟私曲笔；二是尊魏为正统，迴护司马氏；三是“失之过略”。关于挟私曲笔，古今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辩诬，本文不加赘叙，而仅就迴护司马氏一事略加辩释。
最早提出陈寿《三国志》迴护司马氏问题的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直书》说：“按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墓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虞；或发使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无言，虞预干宝、各栖毫而縻述。至习凿齿，乃申死葛走生达之言，抽戈犯跸之言。”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迴护》诸条有系统地指责陈寿对司马氏“迴护过甚”，并举出十余事作为例证。从此，陈寿迴护司马氏几乎成了定论。
指责陈寿迴护司马氏的第一个问题是《三国志》尊魏为正统。确如赵氏所指责的，陈寿于魏帝称帝，蜀帝称先主、后主，吴帝称名，是承认曹魏为正统。按司马氏本属魏臣，是篡夺了曹魏政权而建立晋朝的，其统治者自然要承认魏朝正统，蜀、吴伪朝。这从王沉的《魏书》就反映出来，王沉于魏帝称帝、蜀帝、吴帝则称名称贼。陈寿以蜀国的降人而入仕于晋，自然不可能也不敢去违背西晋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何况结束分裂而统一中国的是晋朝的统治者。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对其尊魏为正统本无异议，直至东晋偏安江左，君弱臣强，习凿齿疑心桓温将要篡位，才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中创议尊蜀汉为正统。《晋书，习凿齿传》载：“是时温觊觎非常，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载正之，……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其意为三国中曹氏夺汉是篡逆，不能算正统。司马氏世为汉臣，夺魏是为汉家报仇，其继承的是汉朝的正统，不属篡逆。这种理论本来就是强词夺理，幼稚可笑的，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什么反映。到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还是尊魏为正统。后来宋室南渡，偏安江左。为了巩固这个动荡的政权，朱熹等一些讲道学的士大夫才再次倡议尊蜀汉为正统，其理念影响深远，多为后代的士大夫所接受，并以此来非议陈寿。我们认为：正统本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封建统治者用来强调其政权是受命于天，合理合法，完全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一种理论。在分裂割据时期，要承认哪个王朝为正统，是根据当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来决定的，绝对不是衡量一部史书好坏的准则，用以非议陈寿《三国志》是没道理的。
其二是《三国志》有关汉魏和魏晋禅让喜剧的记载，认为是为后代作俑。赵翼说：“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迴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履剑、加九锡，以及禅让，有诏有策，竞成一代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1〕首载禅让故事的并非陈寿，而是班固。 班固在《汉书·平帝纪》虽无记载禅让的诏书、策文，但在《王莽传》中记载了王莽封安汉公、赐九锡、为摄皇帝的全过程，于文比《三国志》为繁。同时，从裴注的引书看来，王沉《魏书》、鱼鲞《魏略》诸书先问世，均有记载汉魏的禅让，《三国志》所载与这些书比较，可以说是删繁就简了。如陈寿记载汉魏禅让所引用的册文有170余字， 而裴注引《献帝传》所载的诏书、册文、劝进表等，其文繁于陈寿有几十倍。可见首载禅让诏册的不是陈寿，责怪陈寿为后世作俑，确实是“究有未安者。”
其三是有关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废立。赵氏说：“司马师之废齐王芳也，据《魏略》云：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奕，芝奏曰：‘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乃可见耶？’太后乃付以玺绶。是齐王芳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芳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2 〕我们不妨先看《三国志·齐王芳纪》裴注引王沉《魏书》的记载：“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左，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诸君所望师者重，师安所避之。’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于永宁宫。”按鱼鲞所载，郭太后是在司马师的胁迫下不得已而同意废曹芳的。而据王沉所载，则司马师是奉太后之令而不得已废曹芳的。二书所载截然相反，陈寿都不采用。陈寿在载太后令之前，就有“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为帝，以闻皇太后”的记载，即先挑明废曹芳的阴谋是出于司马师，而后取得郭太后的认可，既不是司马师奉命，也不是郭太后受胁迫。他不采用群臣奏议而采用太后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群臣奏议所言曹芳的“罪恶”更甚于太后令。
按郭太后即明元郭皇后，西平（治今青海西宁）人，郭氏世为河西大族。建安25（公元220）年，曹操卒，曹丕初继魏王位， 西平河右麹演乘机发动叛乱，郭氏家族参与这次叛乱，郭皇后是以“本郡反叛”而被没入后宫为奴的〔3〕。于曹氏有杀亲之仇。 因得魏明帝曹叡的宠幸，被封为夫人。后曹叡临危，在以中书监令刘放与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政治代表酝酿的一次政变中，郭氏被立为皇后。曹叡卒，郭氏便成为皇太后。陈寿说：“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权，皆先咨启于太而后施行。”〔4 〕这应该是有根据的，或不是为司马氏讳过。而入晋以后，郭太后的亲属郭芝，郭建等皆得以新朝的佐命功臣而封侯，与司马氏颇为融洽。
赵氏又批评说：“《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侪横入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延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杀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别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自道逆跡，於其辗转处见之：问臣所止，讨贼明矣；敕无杀害，用兵审矣；横兵入阵，行弑逆矣；诚欲守死，转抗战矣。天使贼臣自供其醜。成济之事史家隐之，但备载疏诏，而昭之弑君实不可掩矣。”〔5 〕认为陈寿是通过委婉的笔法来暗示司马昭弑君，即虽不敢直载其事，但却从记载司马昭所上的奏文来透露曹髦是死于司马昭之手。按骑督成倅乃是司马昭家兵中的骑兵将领，而直接指挥成倅兄弟行弑的乃是贾充。《汉晋春秋》载：“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遂率僮僕数百，鼓譟而出。文帝（司马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按陈寿身为蜀国的降人而入仕于晋，自然不敢直书司马昭弑君，但他确实用刊载司马昭的上书来隐示曹髦是死于司马昭之手，并无歪曲事实；不能称之为曲笔迴护。然而他的简略记载却略去贾充的罪恶，这就难免有为“尊者讳”之嫌。陈寿入晋以后的仕宦活动和编撰《三国志》是在贾充、贾后相继擅权的时期。尤其是惠帝即位不久，贾后即以张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6〕而用以辅政。 陈寿入晋仕宦活动主要得力于张华的提携，所以他略去贾充的罪恶，或许不是偶然的。
赵氏不仅批评陈寿为司马氏讳，还批评他为魏朝讳。《廿二史劄记，三国志多迴护》条说：“然此犹日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并举例为证。然揆之有关记载，赵氏的批评亦有可议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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